1927年5月“马日事变”（继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反革命派即指挥他影响下的北伐军及国民党右派，在全国积极布置对革命的大屠杀。当时盘踞湖南的军阀北伐军35军军长何键，即起而策应。何部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夜，在长沙突然围攻所有革命机关，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国民党反动派接着进行了全省范围的大屠杀。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旧时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故称“马日事变”。）之后，第一师范毕业的和在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的，现在尚无精确统计，据估计总数在百人左右。学校当时停办一个短时期后，也就搬离城南书院的旧址了。1929年国民党政府重办第一师范时，认为老第一师范专出“暴徒”、“过激派”，为“端正趋向”、“挽回风气”，竟然另觅校址，班次也从头开始，并且在编《校友录》时，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名字都删除了。从此这个学校被国民党反动分子一手控制，青年的生气被扼杀殆尽。1938年长沙大火时，第一师范旧校舍全部被焚。为了纪念这所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学校，20世纪50年代，按原来规模重建校舍，并扩大了范围。

在五四运动前后，第一师范确算一个办得认真的学校，这与当时教育出现的一点儿朝气有关。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曾经颁布过一些较有革新意义的教育规程。因此，第一师范的“校章”中关于教育方针一项，“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识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各科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暂定国文为各科联合中心”。但是，这个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方面，却又规定了许多烦琐的封建的规矩，学生应遵守的“秩序”一项，就规定了35条“不得”。如“不得经营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之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备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等等。这些“不得”，就直接违背着前面所述的“教育宗旨”。不过这些规章制度的执行，也往往因人而异。虽然那时的公立学校常为守旧派所控制，但遇有思想较开明的人任校长时，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教育宗旨”，就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如1913年在日本留过学的孔昭绶第一次任校长时，用人唯才，聘请思想进步的徐特立、杨昌济等担任教员。1916年，孔昭绶第二次任校长时，在课程和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都有些新的措施，如将农场和工厂实习进一步制度化、创办学生志愿军，等等。

这个学校当时确有许多优点，除图书丰富、校舍宽大外，特别重要的是有思想开明的好教员，毕业出来的学生在教育界也受欢迎。1949年，毛泽东同当年的老同学谈话时，还说过：“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周世钊：《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载《新观察》第2卷第2期。）

在这个学校里，毛泽东遇到了好几位很好的老师。刚入校时他最敬仰的是黎锦熙。他在1915年9月6日给同窗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到黎锦熙，“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足见倾慕之深了。

黎锦熙（邵西）原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员，后来随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他同毛泽东虽有师生之分，年龄才不过大了4岁，又是湘潭同乡，所以很是接近，关系介于师友之间。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只不过是间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共编国文。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于是租用了李氏芋园做编辑人的住宅。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是由这个书社出版的。当时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以一半篇幅记载欧战和世界大势。因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3期即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