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本是一个落后的省份，一个闭塞的山国。可是在交通逐渐发达的近代，又是南来北往的走廊。由于落后和闭塞，封建主义在这里比在沿海省份有着更深的基础；由于在近代成了南北交通要冲，它又无法继续保持落后的闭塞的状态。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里就成为新旧斗争最尖锐的地方之一。顽固派坚决排斥一切新的事物。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曾经因为坐小火轮回家奔丧，竟在长沙官绅中引起物议，几年不息。郭嵩焘曾经因为做了中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并且写了一本《使西纪程》，主张改革，就被长沙的官绅指为汉奸。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在湖南遭受到的反对，也是一切省份中最猛烈的。可是，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争取实现民主制度的最热烈的斗士。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的急进分子。1898年戊戌政变后从日本归国，联合会党分子组织自立军，计划在湖北各地发动起义，因事泄被捕，1900年被杀于汉口。他的活动对清末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等提倡变法救亡。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都是维新分子，与谭嗣同、唐才常合作，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同时办交通，开矿业，练民团，设武备学堂，出版《湘学新报》和《湘报》；又设“南学会”，会员达千余人，各县并设分会。谭嗣同、唐才常等借学堂、学会倡导新说，攻击清政府。在维新派活动的时期，全国设立的学会、学堂和报馆共51所，湖南即占了16所。因此，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这时，封建地主阶级学者、湖南有名的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率领顽固派党徒，自称“保卫圣道”（叶汇辑反对康、梁文字为《翼教丛编》），用各种卑劣手段向维新派大肆围攻，要求清政府杀康有为、梁启超，并用暴力驱逐维新派分子出境。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顽固派曾屠杀湖南维新人士100余人。后来黄兴、宋教仁等建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它以后和“兴中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1906年在萍乡、浏阳、醴陵爆发了矿工和农民的反清起义。这些曾经扫过黑暗天空的先辈的闪光，此时仍在起着点燃心火的作用；革命志士的英雄业绩，使觉醒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感到振奋，前仆后继地涌进了斗争的前列。

第一师范是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中等以上人家的子弟，志在投考大学的，都不进这个学校，而进公立的或私立的普通中学；只有家境贫寒或因各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青年，才争取进这个学校的机会，这样的青年是很多的。因此，要能考进第一师范，还必须具备学业优良的条件。当时国家的局面动荡不定，师范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并没有保证，这使得学生们在毕业前就必须为自己的前途打算。有些人为将来的职业而结合起来，也有些人为共同的志向而结合起来，学生的活动是很多的。

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后，就充分利用这个环境，专心打好学问的基础，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并刻苦锻炼自己。他在这个学校里，遇到了继承王夫之、谭嗣同精神的好老师，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且最后结成一个团体，为探求改造中国的真理而共同努力。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在毛泽东的带动下，第一师范成为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一个基地，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常起着带头的作用。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大部分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骨干，有许多也是第一师范的学生和教员，如学生中有蔡和森（蔡林彬，蔡林是双姓，六班）、何叔衡（瞻岵，讲习科第一班）、陈章甫（陈昌，二班）、罗学瓒（荣熙，八班）、张昆弟（芝圃，六班）、李维汉（和笙，二部一班）、郭亮（靖笳，二部三班）、夏曦（蔓伯，十六班）等；教员中有方维夏和徐特立等。以上蔡、何、陈、罗、张、郭、夏、方等人，都已在革命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