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情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指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

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谈到了他读此书的心得：　　“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 ，心物相对者曰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 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

后来，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在复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 ，祛我情瞀。”用的也是《缮性》篇的词汇。看来，毛泽东同蔡和森的接触往交中也讨论过此书。由此皆可见当年毛泽东对此书倾心的程度了。

在日记里，黎锦熙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泽东的日记之后，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毛泽东的信，说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黎锦熙的日记虽极简略，但我们从毛泽东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2000余字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对黎锦熙的印象，黎锦熙同他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所受于黎锦熙的影响。毛泽东当年很厌恶学校课程繁多，妨碍他专心致志的学科。大概是由此向黎锦熙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锦熙谈到除博学于文之外，还须具通识之才，并谈到历史、地理之学，以及设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为美学与技能之学的必要等。信的开头即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人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

1915年9月1日，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两天即8月29日是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依依送别，那天黎锦熙的日记中还记了“谈学颇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