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几个因素为我们解读这些数据增加了难度。第一，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说，这些数据表明我的数据库中的高级别腐败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爆炸式增长的，这一点可以从累计腐败率及其与腐败暴露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上体现出来（见图4–7）。在这一时期，反腐力度显然滞后于腐败的增加，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短期腐败者的数量减少了一半。第二，因为第四章中的数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级别腐败明显出现了稳定、大幅的增长趋势，所以就会形成一个自然的衰退过程。简单地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腐败官员的数量增加了，过去逃避被逮捕命运的腐败官员的人数也增加了。因此，长期腐败者人数的增加反映出21 世纪前10 年里很多遭到起诉的官员正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新涌现的那一批腐败官员，因为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改革的深化为腐败的加剧创造了很多新条件。第三，在分析当前被逮捕的腐败官员越来越多这个事实时，我们不能将其视为中国反腐工作软弱无力的表现，而是应该从中认识到中国破获复杂案件、打击腐败行为赖以持续的保护伞的工作更加有效了。同样，即便被逮捕概率不变，腐败官员经过的博弈次数越多，受贿次数越多，或者贪污公款次数越多，其被逮捕的概率越大。简单来讲，这就相当于在玩抛硬币的游戏，如果正面朝上你就赢了，反面朝上你就输了，那么如果你不断地抛硬币，一定会遇到反面朝上的情况，肯定有输的时候。我还要说明一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官员往往变得越来越粗心，会留下越来越多的蛛丝马迹。因此，随着后毛泽东时代腐败问题经历了一个衰退过程，长期腐败者自然会增多，而且随着长期腐败者群体规模的扩大，长期腐败者在被逮捕的腐败官员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肯定也会提高。

考虑了这些因素后，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数据折射出了初次犯罪与最终被逮捕之间的滞后结构相对稳定的事实，而且从20 世纪80 年代腐败开始增加到20 世纪90 年代腐败严重加剧，腐败经历了一个衰退的过程，导致了长期腐败者的数量大幅增加。此外，在被起诉的腐败官员中，存在腐败行为不到5 年就被逮捕的官员原本占据绝大部分，后来降低到50% 左右，这种滞后结构的变化与20 世纪90 年代被起诉的高级别官员（县处级及以上）的数量增多以及累计腐败率逐渐上升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我们认识到，在20 世纪90 年代腐败性质开始出现变化，而且一种新形式的腐败开始涌现（这种腐败因其级别高、风险高的特征而一度被掩盖），那么初次犯罪与最终被逮捕之间的滞后结构出现重要变化就在情理之中了，也就是说，一旦腐败性质发生了转变，那么这种滞后结构就会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在20 世纪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腐败官员被逮捕的风险也是相对稳定的，而这又表明，腐败暴露率与实际腐败率之间的比率也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腐败暴露率在近几年内明显的下降趋势就折射出实际腐败率也在一直下降，或者说实际腐败率的变化趋势并没有偏离腐败暴露率的变化趋势，并没有迅速上升。对此，我们可以做出谨慎的分析，在最近10 年的时间里，腐败程度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但如果说腐败风险保持稳定，而我们又无法从现有数据中提取有关初次腐败与最终被逮捕之间的时间间隔的确凿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保持稳定”这个说法是否可靠？也就是说，一名存在腐败行为的官员是否存在一定的被逮捕概率？正如我反复指出的那样，实际腐败率是没有办法准确计算的，只要实际腐败率是不可知的，就没有办法准确计算腐败官员被逮捕的概率。但如果我们根据高级别、高曝光案件的数据对比累计腐败率和腐败曝光率，就能对腐败风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某一年的起诉案年数量除以腐败官员总数，就得到了当年被逮捕官员的比重。这种运算结果表明，每年大约有10% 的腐败官员被逮捕（见图6–2）。当然，这一数值只是最终被逮捕官员的比重，只是对被逮捕风险的最低评估。由于10% 的被逮捕概率在某些官员看来实在不足为虑，即便被逮捕之后可能遭受的严厉的惩罚，这一概率对腐败几乎起不到遏制作用。但这个10% 是每一轮博弈中被逮捕的概率，如果经过多轮博弈，被逮捕的概率会出现叠加。从法律层面来看，腐败官员从事腐败行为后，即便过了很长时间仍然难逃惩罚，而且现有的案件数据清楚表明，一旦官员走上了腐败的道路，很有可能会不断地从事腐败行为，因为他们逃避了惩罚之后，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下次还能同样幸运地逃脱。但固有的腐败案件数据表明，很多腐败官员终有一天会发现自己的运气已然殆尽，因为很多人即便在初次采取腐败行为之后没有被逮捕，但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注定难逃被逮捕的命运。此外，如果腐败官员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腐败行为，那么一旦被逮捕，面临的惩罚肯定比初次采取腐败行为之后面临的惩罚严厉得多。因此，这就导致腐败的严重性可能产生类似于“层级效应”的现象，即采取腐败行为的次数越多，被逮捕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如果一位腐败官员一次次地认为自己将是90% 的“漏网者”，那么到最后，他很有可能发现自己是10% 的“落网者”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每年有10% 的腐败官员被逮捕或许就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不足为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