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尽善尽美地服务社会的愿心在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或者说，表现得可歌可泣。作为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的人生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他十一二岁时，卢作孚的一位好友就半是开玩笑半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卢作孚的长子不好当啊！”卢国维的校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告诉卢晓蓉说：“你祖父当年很有名，我们听说他的大公子也在中大念书，都争着去看，可你父亲却特别谦虚朴实，令我很有些意外。”

因此卢国维从青少年时期就走上了一条报效国家的道路，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受尽磨难。抗战结束，卢国维考进父亲的民生公司做技术员。在公司里，他以更加勤勉、更加谦虚、更加自律的心态赢得了尊重。在父亲自杀后，他毅然从香港回到国内，并放弃了在机关或研究院工作的机会，带着全家到位于重庆郊区的民生机器厂落户，一待就是二十八年。

他最好的人生岁月都在社会动乱年代里耗掉了，卢晓蓉回忆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现代完人”的长子其实职尽天伦，在为父亲和这个社会守望着一种人的精神。这是一个大愿：卢作孚死了，他得活着，他得证实现代中国人格的某种完善境界。

卢晓蓉写道：“文革”中，大婆婆被赶出家门，没有了生活来源。父亲不顾自己蹲牛棚、扣工资、三个子女都在农村的困难，每月坚持给她寄生活费，从不间断。“文革”后期的一个夏天，大婆婆患癌症住进了城里的医院。同时得到父亲资助的还有他的三叔、三婶等。父亲年逾九十的四婶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如闻“一声惊雷”，泣赞他“至尊至孝”。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文革”结束时，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曾对卢国维说：“您的档案是我见过的知识分子档案中，最清白干净的。”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改革伊始，全社会对商业、市场经济都很陌生，国家想到了当年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的后人。政府出面做工作，希望年近花甲的卢国维能招商引资。这个一辈子做技术的人开始展示他的才能。1980年，他被调到武汉的长江航运管理局，担任了高级工程师，负责欧洲船机的引进及涉外谈判工作。1984年，他发起成立大通实业公司。1985年，他引进500万美元为武汉市创建了第一家国际租赁公司。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为了更好地促进内地的“三引进”、两岸的“三通”和香港的回归，1990年，卢国维举家重返香港住了十二个春秋。他多次接待海外友人，动员他们到中国发展，并将他们的宝贵建议转呈给中央有关部门。通过卢国维的关系引进的外资，达上亿美元，创建的项目有数十个之多，但卢国维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