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调理论给出了答案：这是一步步造成的。尽管大量无耻的贪腐政客将他们的投票权出卖给了最大的捐助者，但是由于盲点的存在，大多数政客仍相信自己是清廉的。当初涉政坛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仅仅是与某个说客共进午餐，因为无论如何，这不过是政治活动的运作方式，而且也是获得一项悬而未决的提案信息的有效途径，难道不是吗？这位政客会说：“就像任何其他市民一样，说客们是在行使他们的自由言论权。我只能倾听。我将根据我所在的政党、选民支持与否以及是否有利于美国人民，来决定自己如何投票。”

然而，一旦一个人接受了最初的蝇头小利而且采用上述方式加以辩护，他已经开始从金字塔上向下滑落。假如他已经与一位说客共进午餐并谈论那项悬而未决的提案，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谈论一些事情呢？这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不过是进行谈话的一个更好的场所而已。假如他们可以在当地的球场上谈论一些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受邀到一个更好的球场（比如说，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去打高尔夫球呢？那样做有什么错吗？当那位政客已经滑到金字塔的底部，已经接受了更大的好处并且为之辩护的时候，公众开始大声疾呼：“怎么搞的？你在开玩笑吗？”从某种角度上讲，那位政客没有开玩笑。多洛西·塞缪斯是正确的：有谁会拿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冒险，来换取前往苏格兰的旅行呢？答案是：假如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好处，没有任何人会那样做；但是假如此前已经接受过许多小的好处，许多人便会接受更大的好处。在自我辩护的作用下，傲慢为前往苏格兰度假铺平了道路。

兴趣冲突与政治冲突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政客们为什么会心安理得地通过牺牲公共福利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但却较难看到同样的机制在影响着法官、科学家、医生和专业人士，这些人为了正义、科学的进步或者公众的健康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独立智力活动的能力。一些专家，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和教育提升了公正的核心价值，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会对某些经济的或个人的利害关系将“污染”他们工作的说法感到愤怒，他们的专业荣耀使得他们认为自己超越了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就像在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一些法官和科学家完全丧失了忠诚，被个人野心或金钱所腐蚀。（例如，韩国科学家黄禹锡承认自己伪造了有关克隆的数据，他是前国会议员兰迪·科宁汉姆的科学家同类，后者因行贿和逃税数百万美元被判入狱。）在极为诚实和绝对不诚实两个极端之间，是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有自己的盲点。遗憾的是，我们更倾向于否认这一点，由此导致我们在陷入其中时表现得更加脆弱。

不久以前，绝大多数科学家并没有意识到来自商业的诱惑。1954年，当乔纳斯·索尔克被问及是否会为他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申请专利时，他回答说：“难道你会为阳光申请专利吗？”他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迷人，也是多么幼稚；设想一下，他将自己的发明奉献给了公众，不求一丝一毫的回报。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将研究和商业区分开来，而大学则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科学家们从政府或者独立的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他们会比较自由地花几年的时间去研究理论或应用方面的问题，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一个科学家如果涉足公共领域，利用自己的发明去获利，便会受到猜疑甚至鄙视。“一个生物学家如果在进行某项基础研究的同时从事商业经营，曾经被认为是不得体的，” 生物伦理学家和科学家谢尔顿·克瑞姆斯基说，9“二者之间是不可调和的。但是，随着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开始致力于寻求商业出路和快速致富计划，他们改变了这一领域的精神特质。现在有声望的是那些在多方面都有所斩获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