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性的事件出现在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转基因细菌因其独立的研发过程可以申请专利。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发现某种病毒，改变某种植物，分离出某种基因，或者将某种活体改造成一种“制造出来的产品”来申请专利。这种对金钱的追求，为科学家们铺就了一条通往圣安德鲁斯的道路。不久前，许多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教授成为生物技术公司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持有一些出售与其研究相关产品的公司的股票。为了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大学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办公室，并对那些将他们的发明申报专利的研究人员提供奖励。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种思想氛围从科学为了实现其自身价值或公共利益，转向科学能够为个人带来利润价值。在税收和专利法的制定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联邦政府投入研究的经费急剧下降，由工业的税收优惠所带来的经费直线上升。制药业的管制也随之放松，它已经成为过去的10年里美国最有利可图的行业。10

随后，与部分研究者和医生利益冲突有关的丑闻开始爆发。大型制药厂不断推出新的救生药品，但这些药品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可能是最差的。1989年到2000年间批准生产的3/4的药品与既有药品相比只有很小的改进，但成本却增加了将近两倍，并且具有较高的风险。11到1999年，7种主要药品，包括曲格列酮(Rezulin)和罗肠欣(Lotronex)，因为安全的原因被撤出市场。这7种药品中没有一种对于救生是必需的（一种用于胃灼热，一种是节食片、一种是止痛药，一种是抗生素），也没有一种比原来较为安全的药品更好。而且，这7种药品还导致1002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并发症。12

公众对这类新闻的反应，不仅包含着他们从不诚实的政客那里经常感受到的愤怒，而且还充满了失望与惊讶：科学家和医生怎么可能去推销某种他们明知道有害的药品呢？难道他们不清楚自己是在推销吗？他们怎能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辩护呢？就像那些贪腐的政客一样，研究者肯定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是受雇来做这些事情的——得到雇主所期望的结果，并将雇主不愿意听到的结果隐瞒起来，就像烟草公司的研究者几十年来所做的。但是，至少公共利益团体、监督机构和独立的科学家会揭露不正当的或者带有欺骗性的研究。更大的危险来自那些用意良好的科学家和医生的自我辩护，此类辩护出于减少失调的需要。他们的确相信自己没有受到资助公司的影响。然而，就像植物总是朝向太阳一样，即便自身意识不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倾向于维护资助者的利益了。

我们是如何了解到这一点的呢？途径之一就是将独立资助的研究结果同企业资助的研究结果加以比较，这种比较往往能够揭示资助带来的偏见。

· 两位研究者选定了161项研究，这些研究均发表在同一个6年期间，涉及4种化学物质对人体可能带来的风险。在由企业资助的研究中，仅有14%发现它们对健康存在有害影响；而独立资助的研究中，有60%发现了有害影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