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谢尔曼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证实，那些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会做好准备，努力维持他们的偏见与不一致信息之间的和谐。实际上他们对不一致信息的关注超过了一致信息，因为就像X先生和艾略特的那位邻居一样，他们必须解释清楚那些引起失调的现象。在一项实验中，谢尔曼要求学生（非同性恋）对一个男性同性恋者“罗伯特”进行评价，根据对他的描述，他所做的8件事情与同性恋定型相吻合（例如，他曾研修即兴舞蹈），另外8件事情则不相吻合（例如，他曾经在某个星期天观看足球比赛）。结果，那些对同性恋持反对态度的实验对象对罗伯特的信息加以歪曲；与那些没有偏见的学生相比，他们将他描绘得更为“女性化”。为了消除由不一致事实所带来的失调，他们对他进行了扭曲的解释，将他的行为视为特定情景的产物。的确，罗伯特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但是仅仅是为了陪他的堂兄弗雷德去观看。30

当今社会，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坦然面对偏见。假如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可能会令他们轻易受到处罚、公开地受辱，或者因讲过一些带有某种“主义”的话而被解雇，那么除了可靠的、志趣相投的人，人们宁可将这些话深埋心底。 然而，正如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来维持偏见免受冲突信息的损害，人们也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来压抑那些负面情感。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克兰戴尔和艾米·埃舍尔曼对有关偏见的大量研究文献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每当一个人感到情感枯竭的时候（当他困乏、沮丧、恼怒、焦虑、烂醉或者紧张的时候），他就容易对其他人群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偏见。当梅尔·吉布森因酒后驾车并发布反犹太人的演讲而被捕后，在次日必须做出的道歉声明中，他声称：“我并不认为自己昨天所讲的一切是真实的，它们是卑劣的。我对自己所讲的一切深感耻辱……我为所有在醉酒状态下做出的那些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行为道歉。”我们可以将他的话解释为：做错事情的不是我，而是酒精，想的倒美。但是有证据表明，在酒醉的时候，人们会更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偏见，不会首先想到要掩饰这些态度。因此，当人们在道歉时说出“我的确不相信自己会那样讲，我太疲劳了（太担心了/太恼火了/醉得太厉害了）”，或者像阿尔·坎帕尼斯所说的“被暗算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他们的确是那样认为的。

但是，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持有那样的看法并不感到高兴，而且会产生失调：“我讨厌那些人”的想法与确信“那样讲在伦理上或者社交上都是错误”的判断产生激烈的冲突。克兰戴尔和埃舍尔曼认为，那些感受到失调的人会急切地进行所有形式的自我辩护，以此表达出他们的真实想法，同时又能够继续认为自己是有品行的、正直的。“辩护，”他们解释道，“会令压抑得到缓解，它提供了某种遮掩物，以此维护大公无私的自我形象。”31难怪它会成为如此受人欢迎的失调缓解器。

例如在一项经典实验中，一些白人学生被告知将要对另一位学生（学习者）实施电击，他们事先知道这位学习者是白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从实验表面上看，它是技能反馈研究的一部分。或许是为了表现他们不存在偏见的想法，最初学生们对黑人学习者所施加的电击强度要低于白人学习者。随后，他们偷听到学习者对他们加以贬低的议论，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愤怒。那么，如果还有一次实施电击的机会，他们向黑人学习者所实施电击的强度要明显高于白人学习者。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对说法语的加拿大人、非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非犹太学生对犹太学生的研究中。32在正常条件下，实验对象可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但是一旦他们发怒、遇到挫折或者自尊心受到刺激，他们就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偏见，因为现在他们可以为此辩护：“我并不是一个持有偏见的人，但是他羞辱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