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偏见成了产生民族优越感的动力。它蛰伏在那里，打着盹儿，直到民族优越感将它唤醒、起来作恶，为我们这些“好人”偶尔做的坏事进行辩护。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华工被雇用开采金矿，这对白人劳动者的工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白人主办的报纸煽动起对他们的偏见，将这些华人描绘成“堕落而邪恶的”、“极其贪婪的”、“残忍而且没有人性的”。但是，仅仅20年后，当这些中国移民愿意承担修建横贯大陆铁路这项危险而艰苦的工作（这是一项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公众对他们的偏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看法是“华工是朴实、勤劳而又守法的”。正如那位西部铁路大亨查尔斯·克罗克所讲的：“他们可与最优秀的白人相媲美。……他们非常诚实，非常聪明，而且总是能够很好地履行合同。”然而，铁路建成之后，工作岗位再次变得较为稀缺。特别是在内战结束以后，大批退役士兵涌入本已吃紧的劳务市场。此时，反华的偏见又一次出现，媒体将华工描述为“罪犯”、“教唆犯”、“奸诈的”和“愚笨的”。33

偏见会为我们想要虐待他人进行辩护，而我们之所以想要虐待他人是因为我们不喜欢他们。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不喜欢他们呢？因为他们在一个本已吃紧的劳务市场上同我们竞争；因为他们的出现，令我们怀疑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希望维护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因为我们需要感觉到自己优于他人；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他们的战争；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习俗（特别是他们的性习俗以及那些性乱现象）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拒绝融入我们的文化；因为他们正试图对融入我们的文化加以抵制。

当我们理解了偏见是进行自我辩护的工具时，便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某些偏见很难根除：这些偏见可以让人们为自己最重要的社会认同（包括种族、宗教、性别）进行辩护，减少因“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和“我的确讨厌那些人”不一致所引起的失调。幸运的是，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减少偏见的一些条件，包括消除经济竞争、签署休战协定、行业联合、更加熟悉并容忍对方、意识到对方同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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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环境中，”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阿尔伯特·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人们偏离了现实，他们很快就会面临来自周围人的挖苦和批评。在第三帝国中却不存在这种矫正。与此相反，每一次自我欺骗都会被成倍地放大，就像置身于一个由哈哈镜装饰而成的大厅，一个由反复得到确认的镜像组成的虚幻世界，它不再与严酷的外部世界保持任何联系。在这些哈哈镜里，除了看到自己反复出现的面孔外，我什么都看不到。”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