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学家和作家 威廉·马克斯韦尔

我们所说的确信无误的记忆，其实不过是头脑里连续不断的陈述，而且它往往会随着陈述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很多年前，还是在吉米·卡特执政期间，戈尔·维达尔接受了电视节目《今天》的主持人汤姆·伯考的采访，据维达尔讲，伯考在开场白中谈到“你已经写了许多关于两性的文章……”但这被维达尔打断了：“汤姆，我想在这个早间时段的节目谈‘性’太早了。没有人乐意在这个时段听这些；即便他们愿意考虑这个话题，估计他们也正在做爱，没功夫去讨论它。”“啊，可是戈尔，你已经写了许多关于两性的……”维达尔打断了他的话，他说自己的新书没有提及两性任何问题，他倒是愿意谈论一下政治。伯考又一次试图切入话题，维达尔再一次打断了他：“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卡特吧，让我们看看他和那些自称是热爱自由的、民主的巴西独裁者正在做什么吧。”论题由此转向了卡特，这个话题一直持续到节目结束。几年后，当伯考已经成为晚间新闻的播音员时，《时代》杂志对他进行了特别报道，询问他所遇到过的特别困难的采访，伯考提到了那次对戈尔·维达尔的采访。“我想谈政治话题，”他回忆道，“但他却只想谈论两性。”

“事实截然相反，”维达尔说，“他竟然将我说成了故事中的反面人物。”

是汤姆·伯考有意将戈尔·维达尔说成故事中的反面人物吗？伯考是在说谎吗？不太可能。毕竟，伯考在给《时代》杂志记者讲述时，他可以选择其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任何一次采访，无须编造故事或者说谎，因为他很清楚记者会核查事情的原委。伯考是在不经意间将事情搞颠倒，他绝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而有意去抹黑维达尔的。作为晚间新闻的新任主播，曾经问及与性有关的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而认为（记得）自己一直选择的是政治这个话题则要好得多。

当两个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忆截然相反时，观察者通常会认为其中一人在说谎。当然，一些人确实会去编造或者添加细节以操纵或欺骗他们的听众，就像詹姆斯·弗瑞在他的畅销书《岁月如沙》（A Million Little Pieces）中所做的。但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下既不会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也不会刻意隐瞒和欺骗。我们并没有撒谎，我们只是在为自己辩护。当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都会添加一些细节，也会省略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我们会对故事进行些许的整饰，这种整饰会恰到好处，以便下一次我们还可以增加一点儿戏剧性的点缀。我们确信这些微小的、无关紧要的谎言会使故事更为合理，也更加清晰，以至于最终我们所回忆起来的事情与所发生的事情产生出入，甚至回忆起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记忆就是这样成为个人自我辩护的历史记录者。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德曾经指出，自我会被“极权主义自我”所控制，“极权主义自我”会无情地毁灭那些自我不愿意接受的信息，就像所有的法西斯领导人，他们会站在胜利者的角度重新书写历史。2然而，极权主义统治者对历史的重新书写是为了流芳百世，而“极权主义自我”重新书写历史则是为了自身。历史为胜利者所书写，而当我们撰写自己的历史时，我们也会像国家的统治者那样，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辩护，让我们看起来更好，或者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我们犯了错误，记忆会帮助我们将自己的错误转嫁到别人身上，既便自己当时在场，也不过是无辜的旁观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