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每个人都会存在思维的盲点，我们进行自我矫正的最大希望便是确保自己没有置身于一个由哈哈镜装饰而成的大厅之中，确保所看到的一切不是我们自身愿望和信念的歪曲反映。在生活中，我们需要一些爱唱反调的人，需要一些愿意戳破自我辩护吹出的保护泡沫，并且能够在我们偏离现实太远时及时将我们拉回的批评者。这一点对于那些权力在握的人尤为重要。在历史学家桃瑞丝·科恩斯·古德文看来，亚伯拉罕·林肯认识到了这一重要性：在自己的周围要有愿意跟自己唱反调的人，而这在美国总统中是不多见的。林肯所组的内阁中包含了他的4位政治对手，其中有3人曾经在他竞争1860年大选时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被提名，他们曾为自己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而感到屈辱、震撼与愤怒。这3个人分别是：被林肯任命为国务卿的威廉·西华德、担任财政部长的萨蒙·蔡斯和担任首席检察官的爱德华·贝茨。尽管他们都认同林肯维持联邦制和废除奴隶制的目标，但这个“由对手组成的团队”（古德文对这个团队的称谓）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争论激烈。在内战初期，林肯陷入深深的政治困境之中：他不仅要安抚那些希望将奴隶解放出来并赞成废除死刑的北方人，而且还要安抚那些动摇不定、随时可能加入南方联盟的奴隶主——这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将可能是一场灾难。林肯的顾问们在如何才能让双方待在同一战壕里观点各异。与这些顾问们之间的辩论，使林肯排除了“自己所做的任何决策都能够得到一致拥护”的错觉，但他可以权衡不同的选择，并最终赢得自己昔日对手的尊重与支持。35

只要我们认定自己是完全客观的、不可能堕落的、不可能持有偏见的，那么大多数人就会很容易发现自己正走在“通往圣安德鲁斯的路”上，一些人还会坐在“前往曼谷的飞机”上。陷入水门政治丑闻的杰布·斯图尔特·马库德，当他被卷入打击尼克松政治对手的非法活动时，仍然被自己持有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很重要”的信念所蒙蔽。而且，即便是在被逮捕的时候，马库德还有面对自己的勇气。这一刻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一种震撼和痛苦，就像猛然间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前额长出了一个巨大的紫瘤。马库德可能只是做了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做的事情，即故作镇定地说：“是什么样的紫瘤？”不过他遏制住了这种冲动。在最终分析这一切时，马库德声称没有人逼迫他以及其他人违反法律规定。“我们本可以拒绝这一切或者辞职抗议，”他写道：36“但与此相反，我们让自己相信那些错事是正确的，并且深陷其中。”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用来为盗窃、窃听、作伪证以及为其他被掩盖的事情作辩护……我和其他人用‘政治常规’、‘情报搜集’或‘国家安全’等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们完全错了，只有承认这一切并且为我们的错误付出看得见的代价时，才有可能期待广大民众对我们的政府和政治体制抱有更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