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前对父母的态度，会形成父母曾经如何对待我们的记忆。与此类似，我们当前的自我概念，也会影响我们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的回忆。1962年，丹尼尔·奥佛尔还是一名年轻的精神科学生，他和自己的同学对73名14岁男孩进行了采访，内容涉及家庭生活、性、宗教、父母、父母的管教以及其他一些受情感影响的话题。34年后，当这些人已经48岁的时候，奥佛尔再次对他们进行了采访，要求他们谈谈自己对少年时期的记忆。“值得注意的是，”奥佛尔推断说，“让这些成年人去猜测他们少年时期所说过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中大多数人会回忆自己是大胆的、外向的少年，而他们在14岁时对自己的描述却是羞涩、内向。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性解放之后，这些男士回忆自己在性方面要比当初真实的自己更解放、更大胆。近乎一半的人回忆自己在少年时期相信高中生有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在这一点上仅有15%的人与他们14岁时的感受一致。这些男士当前的自我概念污染了他们的记忆，他们过去的自我与当前的自我被交织在一起。9

记忆在各种形式的自我拔高中被歪曲了。男人和女人回忆起来的性伴侣都会比实际数量少，但他们回忆起与自己的性伴侣做爱的次数比实际数量要多，而且他们回忆起使用避孕套的情况也要比实际数量多。人们还会回忆起自己实际上没有进行的投票，他们记得自己所做的善事要比实际做过的多，他们记忆中自己的孩子走路、说话的时间也比实际情况早……现在，你明白其中的原委了吧。10

假如某种记忆成为你个性中的核心部分，自利偏差便更有可能出现。杰出的认知心理学家拉夫·哈伯，很喜欢讲自己是如何在母亲反对的情况下选择上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的故事。他回忆道，他的母亲希望他继续在密歇根大学接受教育，这里离家很近；但是他希望离家远一些，这样可以更加独立。“我对此记忆犹新。当拿到斯坦福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和奖学金的时候，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满怀热情并准备向西部出发。此事已成定局！”25年后，当哈伯返回密歇根参加母亲80岁生日时，母亲递给他一个存放信件的鞋盒子，这些信件是他们多年前写给对方的。在读到第一封信时，他了解到自己曾明确表示要留在密歇根而拒绝所有其他选择。他告诉我们：“正是我的母亲动情地恳求我改变主意，才促使我离开家门。我必须改写有关这一矛盾的选择的全部，以便让我的记忆前后一致，让我的记忆与自己当初离家时的真实情况相一致；与如何看待当时可以离开家的我相一致；与我需要一个爱我并希望我待在她身边的母亲的想法相一致。” 顺便提一下，哈伯的专业特长是自传式记忆。

在拉夫·哈伯的这个案例中，记忆的歪曲让哈伯保持了自己一直很独立的自我概念。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自我概念处于变化、改善和发展之中。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建立在完全改变的信念的基础之上。的确如此，过去的自我好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当人们改变了宗教信仰、历经了一场灾难、遭受了癌症的折磨、或者从毒瘾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们经常感受到这种改变。他们会说，过去的自己并非“自己”。对于那些经历过这种变化的人而言，记忆通过改变他们的观点，来帮助他们克服“过去的自己”和“当下的自己”的不一致性。当人们回忆起和自己当前观点不一致的行为时，例如，当要求教徒们记住他们应该参加却没有参加宗教仪式的次数，或者要求反对宗教信仰的人记住他们参加宗教仪式的情况时，他们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回忆，似乎他们是公正的观察者。但是，当他们回忆起与自己当前个性相一致的行为时，他们是作为第一见证人在讲述，似乎他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过去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