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对记忆最大的歪曲，是利用它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进行辩护或者解释。我们的大脑和感官不能解释自己的经历，它们似乎被分解成好多碎片，记忆把它们镶嵌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清镶嵌的方式。它们似乎彼此交织而又不可改变；我们难以想象如何将这些碎片合成一个整体。但是，多年的讲述会将它合成一个包含英雄和恶人的完整而有意义的故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由于叙事是我们理解世界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位居何处的方式，因而它要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假如某个部分、某个记忆片段是错误的，人们便不得不设法减少因此导致的失调，甚至会重新考虑基本的心理分类：毕竟，在你看来，父母并没有那么好（坏），对吗？在你看来，父母是个复杂的人吗？对生活的讲述可能基本上是真实的；你的父母可能的确是可憎的，或者是圣洁的。问题是，当叙事成为自我辩护的主要来源时，一旦叙事者为错误和失败寻找依据，记忆便会为其所用。这样，叙事者就会只认定父母做错的事情，并遗忘他们身上的那些好品质，因为这些好品质会导致认知失调。一段时间以后，随着故事情节的固化，要看到完整的父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既坚强也懦弱；既有良好的愿望，也有令人遗憾的过错）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记忆创造了我们的故事，同时我们的故事也创造了我们的记忆。一旦开始讲故事，我们便会改造自己的记忆来与之相吻合。芭芭拉·特沃斯基和伊丽莎白·马什的一系列实验，揭示了我们如何“虚构自己的生活故事”。在其中一项实验中，实验对象阅读了一段有关两个室友的故事，这两个人各做了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和友善的事情。随后，实验者要求他们写一封信对其中一个室友进行评价：要么是一封写给某个房管部门的控告信，要么是一封写给某个社交俱乐部的推荐信。在写信的过程中，实验对象会在信中增加一些原来故事中没有的细节和详情，例如，如果写的是控告信，他们可能会加上“瑞切尔很虚伪”等描述。之后，当他们被要求准确地对原来的故事进行回忆时，他们的记忆就会受到信中所写内容的影响，并因此而变得有偏见。7他们记住了信中所写的那些与事实不符的错误细节，却忘记了他们没有写到的那些引起他们失调的信息。

为了说明记忆是如何改变以迎合我们编织的故事，心理学家研究了记忆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假如你对同一个人的记忆出现变化，受到你当下生活所发生事情的影响而出现正向或者负向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你而不是那些事引起的。这一过程会逐渐展开，以至于你几乎感觉不到有不同寻常之处。“多年以后，我发现了自己青少年时的日记，”一位女士在给专栏作家艾米的信中写道,“它充满了不安全感和愤怒。读到自己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我感到很震惊。我认为自己同妈妈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我不记得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从日记来看却截然相反。”

在布鲁克·菲尼和朱迪·卡西迪的两项实验中，这种“我不记得存在什么大的问题”的原因得以确认。他们的研究显示了儿童如何回忆（或者忘记）与自己父母之间的争吵。他们让一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一起来到实验室填写一份表格，他们对表格所列话题的态度显然不一致，话题包括：个人外表、宵禁令、经常和兄弟姐妹争吵，等等。随后，每一位儿童和父母之间都有10分钟的单独谈话，尝试解决彼此之间分歧最大的问题。最后，要求儿童对他们所感受到的冲突的程度、他们自身情感的激烈程度、他们对父母的态度等等进行评价。6周后，实验人员要求这些儿童回忆并再次评价冲突程度，以及他们对冲突的反应程度。那些感到与父母关系亲密的儿童所回忆的争吵强度以及冲突程度，比当时记录的要弱；而那些与父母之间存在矛盾或者有疏离感的儿童，对冲突的激烈和残酷程度的记忆都要强于当时的记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