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我定义为双重体，我们或许就能像杰克博士会定期地脱离自我，变成海德先生那样，将自己从“被否定的自我”（这种否定可能来自自身，也可能来自他人）中独立出来。这种“双重自我”可以让人们在享受“被承认的自我”带来的愉悦的同时，还能够推脱自己不想承担的责任。在戏剧《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的乡绅约翰·沃辛（John Worthing）就体会到了这种“双重自我”所带来的好处——沉溺在一个名为“埃那斯特”（Earnest）的自我中，假装城里人，在伦敦寻欢作乐。圣保罗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中曾哀叹道：“我没有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但却做了自己痛恨的事……并不是我做了那件事，真正做那件事的是我心里的罪恶。”

圣保罗的这番话，或许也是好莱坞某位公关人员的言下之意。在宣布罗宾·威廉斯将接受戒酒治疗时，一位公关人员对媒体表示：“罗宾·威廉斯已经有20年滴酒不沾了，但最近，他发现自己又开始酗酒了。”估计威廉斯在看到圣保罗的这番话时定是惊讶不已。

“金融巨骗”伯纳德·麦道夫因诈骗案被判处长达150年的有期徒刑。在他妻子随后发表的声明中，她坦言自己犯下了“重婚罪”：“长期以来，我的丈夫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任（这其中也包括我在内），我们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托付给他……但另一个麦道夫的行径着实震惊了我们所有人，虽然他对自己的罪行忏悔不已，但也必须要对自己造成的严峻形势负全部责任，这个犯下如此滔天大罪的人，根本不是那个和我朝夕相处数十载的麦道夫。”

估计麦道夫的妻子在从自己丈夫口中得知这一巨大骗局时，可能会问他：“伯尼，你到底着了什么魔？”从前，我们或许会在撒旦的门前做下如此恶行——魔鬼裹胁着我们做下了恶行，但现在的我们不知比过去老练成熟了多少，所以，我们只能将这样冲动不理智的“动物”冠以“本我”、“大儿童”（虽已经长大成人，但是思维和行动都像儿童一样简单）、“爬虫的脑子”（低等的脑）等让人不知所云的新头衔。

那些致力于研究动机和选择的经济学家们，早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将“双重自我”模型纳入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中着重强调了自制力的作用，在该书中，他将“自我”划分成“观众”和“演员”，一方要接受另一方的评判。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和心理学教授乔治·洛文斯顿（George Loewenstein，他也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曾孙）的一项研究也做出了与亚当·斯密相类似的划分——将“自我”划分为“感情系统”和“思维系统”。

罗文斯坦同另外几位在自制力研究领域前沿的科学家，如丹·艾瑞里、凯瑟琳·沃斯联手进行了多项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中，罗文斯坦提出了“冷热情绪差异”（cold-to-hot empathy gap）。所谓的“冷”状态指的是人没有心理需求或心理需求未被唤醒的状态，人在这种状态下不会感到饥饿，也没有什么性欲，对别人眼里的伤心事也表现得无动于衷，人在这种状态下头脑比较冷静、更满足于现实，不会出现冲动的行为，“知足常乐”即是这样的一个“冷”状态。与此相反的是，在“热”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受到饥饿或是性欲的驱使，或是愤怒、恐惧等情绪的影响，抑或是对疼痛这样的身体感觉非常敏感，它们都来自于人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