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跟朋友杨长勋和齐华在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聊天。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来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觉得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

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说：“余先生，上海那个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个妓女在读你的《文化苦旅》。”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因此要道歉；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

“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却道歉了！齐华，你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发傻一样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