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她说几天前在父母的垫被底下看到一沓诽谤我的报纸。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为了老人少受一点惊扰，我下决心真的不能再写书了。我只要写书，一般总会畅销，也会产生学术影响，因此必然引来那些人的又一轮围攻。

不写书了，也就不想读书了。我就铺开宣纸，写一些毛笔字。

马兰天天站在一边，看我写毛笔字。

这情景，想起来还是有点酸楚。

我们两个，只想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地从事一点艺术文化，从来不会招谁惹谁，受到了欺侮也绝不还口，却不知怎么变得寸步难行。

有时，马兰会在我耳边轻轻哼起小时候外婆在摇篮边唱的儿歌。小时候家乡总是洪水泛滥，那摇篮正挂在水边的屋檐下。

我看着她，想起她一出世便落地于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庭，从小受尽冷眼，因此对于罕见的点滴善良分外感激。她似乎把点滴善良收集起来编织成了童年和少年的信仰，并以此作为自己艺术的入口。我初见她，是看她演莎士比亚，被她的表演折服；但是，让我真正对她另眼相看的，是她惊人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