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婚论嫁时，我提起一件其他女性很难接受的怪事：“我那位前妻心智出了一点小问题，曾从南方领过一个养女放在上海父母家，自己又走了。我在离异后本不应该再管，但听说那个女孩生活和学习都发生了困难，因此每个月都在救助。”

马兰问：“你与那个女孩聊得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又问：“她学习还可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仰头一想，说：“这是纯粹的人道主义了，我们一起承担。直到她长大后给她买个房子，能过日子。”

我说：“这样做有可能给某些媒体带来话题，已经有这方面的动向。”

马兰说：“管它呢，大善无惧。”

这一来，很多复杂的事情都好办了。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个大冲击，就是有几个文人在传媒上造谣，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问题严重。刹那间，全国很多报刊大吵大闹，连她也被嘲笑的目光包围了。

但是，她有最简明的思维。

她对自己的父母说：“整个上海戏剧学院都知道，他是本单位民意测验连续三次都名列第一，才被国家文化部破格提拔为院长的。那时候，‘文革’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人人同仇敌忾。难道，本单位的那么多人都没长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