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岳父是过来人，一听就懂：“余家在‘文革’中那么悲惨，子女能做什么事？一定又是当年的造反派在贼喊捉贼！”

我说：“周恩来为了纠正‘文革’，出来领导复课，按照他的指示上海成立了两个组，一个是在复旦大学的鲁迅教材编写组，一个是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组，笔名‘石一歌’。我参加过前面那个组，他们故意搅混了。”

马兰问：“那你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一下？”

我说：“我只要一出来澄清，给人的印象，好像后面那个‘石一歌’小组真有什么问题了。那个组的成员都是上海各大学的教授，早已年老体弱，一定承受不了。我健康，有能力顶个虚名，保护那些老人。”

马兰说：“我们一起顶着。”

第二个大冲击，起于我们夫妻俩的一个决定。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从灾区回来后告诉她，看到废墟上那些课本很心酸，我想为灾区学生捐建三个图书馆。

“大概要多少钱？”她问。

“至少五十万。”我说。

“三个图书馆，这点钱怕不够吧？”她说。

后来果然，除了买书，还要买各种设备，包括电脑、摄像机、灯具等，自然不够了。

她一笑：“我说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