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权力的著作中，女性主义者经常援引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话，把权力界定为一种协同行动的能力，或者说与具有相同关切的他人采取联合行动的能力。这种权力的概念定义类似于心理学家大卫·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对女性权力的描 述，是共享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简·雅克塔（Jane Jaquette）认为，由于女性很少使用 胁迫性工具，她们更愿意依靠说服性权力；她把妇女的家庭内活动比喻为联盟建设。

上述所有作家都把权力表述为一种相互使动的关系。将女性权力的界定和国际关系联系起来，雅克塔注意到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位置的小国战略和女性的说服战略之间 具有相似性。也有其他的国家行为包含了联盟建设的女性战略，如南部非洲发展协调委 员会（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SADCC），其宗旨在于通 过相互合作和集体自力更生，建设地区内的基础设施，以便减少对南非经济的依赖。另 外一个例子就是欧洲共同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在促进该地区的相互合作方面取 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难以从该地区的历史中预测到的。然而，国际关系中的合作性结 果鲜少用“权力”等词眼来描述，仅有的例外是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在多元安全 共同体的论述中，把权力和共同体建设能力联系了起来。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权力作为一种控制能力在国际关系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当权力仅仅被看作是 一种控制能力时，国际关系中的许多合作现象就被弱化了。思考权力的多重维度有助于 我们建设性地思考除冲突之外的合作潜能，这通常被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贬低和淡化 了。

女性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新思考的另一方面贡献表现在对国家安全的重新界定上。在西方，国家安全的概念传统上与军事实力和保卫本国国土免受外部威胁紧密相连。摩 根索的“保卫以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概念与此定义就相吻合。但是这种国家安全的传 统定义最多也只是反映了当代世界的部分现实。技术先进的国家之间也是相互依赖的， 因为武器的效果对胜者和败者都将产生同样杀伤性的影响。对于它们而言，以战争作为 最终的诉求来保卫国家的安全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而且，如果从南北关系而不是从东西 关系思考安全问题，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安全问题不仅和军事威胁相关，而且和基本物 质需求的满足相关。根据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结构性暴力”概念，一个人 如果因为出生地的缘故而仅有较短的预期寿命，那么这就是一种暴力形式，其效果和战 争一样具有杀伤性。

基本需要的满足和女性大有关系，但是直到最近，女性作为基本需要的提供者的作用， 连同她们在更广泛的发展方面的作用，才作为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得到重视。传统的 发展方面的文献都集中于公共领域的发展，技术上错综复杂，通常都由男性主导。思考女 性在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把女性的角色和需求融合进我们对发展和基本需求满足的定义中，这都是国际日程中应处于优先位置的议题。然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重秩序优于公平， 对此很少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