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广泛意义上，对国家安全存在更进一步的威胁的是环境问题，这也是传统国际 关系议程上所忽略的部分。卡罗林·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又译卡洛琳·麦茜特—— 译者）认为，现代科学中机械的自然观促进了工业和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引发全球关切 的环境破坏。在麦钱特对其《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所作的序言中，她说道，“女 性和自然有一种悠久而古老的联系——一种体现在文化、语言和历史之中的亲和。”因 此她认为，应对环境威胁的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是紧密相关的，它们都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对自然的控制，都把自然视为活生生的非等级实体，其中的每个部分都与整体相互依赖。和许多女性主义学者一样，生态学家现在都建议只有世界观产生根本变革， 人类这个物种才能熬过它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而得以生存下去。

从相互依赖的角度思考军事、经济和环境安全，表明我们有必要寻求新的冲突解决方 案，以实现互利互惠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结果。一种方案来自于萨拉·鲁迪克（Sara Ruddick） 关于“母性思维”（maternal thinking）的论述。鲁迪克认为母性思维主要体现为生命的维 持和孩子的抚养。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该目标的家庭环境，就必须建立和谐氛围，避免可 能的冲突，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且在冲突结束后能够重建共同体。在这一氛围中， 解决冲突争执的方式重于冲突所争执的目标。冲突解决的方式包括依据具体情景而作出不 同的判断，而不是求助于绝对的标准，这与吉利根的女性道德的定义有共通之处。

家庭内部冲突的非暴力解决已经成为一种公认规范，而在公共领域对冲突的消极应 对却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正如鲁迪克所言，母亲们对冲突的和平解决方式经常难以扩展到 敌人的孩子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妇女们经常支持男人的战争的原因。对鲁迪克而言，问 题就演变成如何在公共领域培养这种母性思维模式，她相信这种思维模式在男性和女性 身上都能找到。鲁迪克认为，在核武器时代，当胜者和败者难以区分时，在对手身上找 到一种共有的人性构成了生存的前提条件。国家行为体经常把敌国描绘为非人性的，从 而加强本国人民的忠诚度和本国的合法性，这种行为在核武器时代可能是自我毁灭式的。 我们或许也可以到吉利根的著作中去寻找另一种针对冲突解决的女性视角。吉利根在对操场上美国女孩和男孩的行为研究中发现，女孩比男孩更不容易接受一些高强度冲 突，更愿意参与一些轮流玩的游戏，游戏中一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尽管 吉利根的研究并没有把对其他影响群体态度的因素考虑在内（如种族、族群、经济或民族）， 但是它确实表明了下述科学研究的正当性，即考察女性是否被社会化为使用不同的问题 解决模式来解决冲突，以及这种行为是否对国际关系冲突的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通向国际关系的女性认识论之路

笔者深知不存在单一的女性主义认识路径，而是有许多出自不同的学科和知识传统 的路径。但这些不同的女性主义文献中存在着共通之处，从而帮助我们勾勒出一种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认识论。摩根索鼓励我们从现实世界中后退一步，去构建一个具有普遍 适用性的理性框架或地图。相反，上述的女性主义文献强调联系性和偶然性。凯勒主张 一种称之为“动态客观性”（dynamic objectivity）的知识系统，“我们周围的世界具有独立 的统一性，但是这种统一性包含了、实际上也依赖于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性。”凯勒在她 对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的研究中阐述了这种思维模式。麦克林托克 关于基因变换的著作在被科学界边缘化多年以后，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凯勒看来， 麦克林托克是一位尊重世界复杂性、多元性和个体差异性的科学家，这种方法论使她能 够描述而不是强加解释于客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