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化不仅仅是超级市场，让我们依照自己的喜好各取所需。一方面，现代消费社会和娱乐业形成的汇合型全球文化可能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教育，这里指中学、大学和大学以后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它在技术方面以及阶级的形成中都是一个团结性的因素。在互联网上无国界的市场中，具体团体的次级文化，哪怕是最小的团体文化，都能建起自己的文化舞台和除它们自己以外没人感兴趣的媒介，比方说新纳粹变性人，或欣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伊斯兰教徒。然而，决定社会的财富和权力落入谁手的教育制度却不能由后现代的玩笑来确定。需要制订一套针对青年的教育纲领，对象应不仅是一国之内或一个文化圈内的青年，而是全世界的可造之才。这至少在知识文化的一个特别领域中保证了知识和文化价值观的某种普遍性，规定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的一套基本的东西。贝多芬、毕加索和《蒙娜丽莎》这些名字不可能从21世纪的一般性知识中消失。当然，这套基本的“一般性知识”也不会像50年前那样仅限于某个地区。参观马丘比丘、吴哥窟、伊斯法罕和印度南部的庙宇城市将同访问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一样，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至于会不会出现很多以老的艺术形式——文学、绘画和音乐——创作的新的世界经典，我在这里不想谈及这个问题。

这个不断运动结合，复杂而多方面的新世界是否有希望带来我们这个排外的时代所严重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答案也许能从世界各地的足球场上找到。足球这个最全球化的运动同时又是最国家性的。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代表着“民族”、国家、“我们自己人”的是足球场上的11个年轻人，不是领导人、宪法和军队。国家足球队看起来是由本国国民组成的，但我们都知道，那些百万富翁球员一年中只有几天为国效力。他们的主业是做报酬丰厚的跨国雇佣军，几乎全部在外国踢球。一个国家的公众每天欢呼的球队是由来自不知多少国家和种族的球员组成的，换言之，他们是世界各地公认最好的球员。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有时顶多只有两三个本国的球员。就连球迷中的种族主义者也觉得这种情形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想自己的球队赢球，哪怕球队在种族上已经不再纯粹。

法国是幸福的国家。它幸福，因为它向移民开放，不在乎公民的族裔。它幸福，因为它能从非洲人和非裔加勒比人、柏柏尔人、凯尔特人、巴斯克人和东欧及伊比利亚移民的后代中选拔国家队队员。它幸福，不仅因为它赢得了世界杯，而且因为今天法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和反种族主义的主力，而是发明了并仍体现着“沙文主义”这个词的法国大众——宣布他们最好的球员、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移民的儿子齐达内（Zinedine Zidane）为“最伟大的法国人”。我承认，这基本上仍未远离各民族皆兄弟这一旧时的理想，但它与德国新纳粹的恶棍和卡林西亚州州长指约尔格·海德尔，曾是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党魁，支持纳粹，反对外来移民。——译者注的观点完全不同。如果对人的判断不靠肤色、语言、宗教这类因素，而是看他们的才能和成就，那么就有理由抱有希望。我们确实有理由抱有希望，因为历史是向着齐达内的方向，不是约尔格·海德尔的方向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