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曾抵消甚至根本没有减少租房族的痛苦。售价不断上升的房子是不会下渗到他们手中的。1995年起，因为新一代的贫穷年轻家庭的出现，多伦多市无家可归的人数不但增加了，而且无家可归的人现在还包括了全挤在一间汽车旅馆房间或拆散了以便挤进宿舍式的公共收容所的家庭。领救济金的家庭及有工作但工资低到接近救济金的穷人，情况当然更惨；当每周的收入入不敷出时，就去找粮食救济单位或是向亲朋借钱借吃的，就这样撑下去。多伦多市光顾粮食救济单位的二人家庭平均要把总收入的67%花在租屋上，四人家庭则是70%。以2003年初计算，这表示他们每人每天只剩下365元加币（约24美元）可用在食、衣、行、卫生、学校用品及所有其他开销上。平均起来，在拥挤到粮食救济单位的人中，单亲单子家庭里18%的孩童及39%的父母每周至少要挨饿一顿；而在五位成员的家庭中则是45%的孩童及47%的父母每周至少要饿一顿。无论如何，为了避免露宿街头的悲惨命运，缴房租仍然是优先放在第一位。

在北美洲，有很大一部分的房屋拥有者是仰赖美国及加拿大的中央政府所保证的长期房屋贷款的低利率才买得起住房的。对于那些无法享受这种好处的穷人，两国政府都出资提供补助住房；这在美国叫作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在加拿大叫作辅助住房（assisted housing）。这两种住房计划在过去都设计得很糟，经营得也很专横霸道而混乱。纳税人和租房族两方都不欢迎它。而一旦这些计划像其他不受欢迎的计划一样终于被终止或大幅裁减后，等候空房的名单又会不断地增长。2002年在多伦多市，等候辅助住房的名单上约有65 000名低收入者。以非营利的共同居住单位为例，平均等候期是5年。

这个住房问题公式的另一端：家庭的收入中间值，因为大量的妻子、母亲开始有工作收入，而逐渐地增高。当然，一个核心家庭对于住屋开销和微薄收入间的巨大脱节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办法养家糊口，以免沦落街头：减少开支、找免费娱乐、接纳同病相怜的友人（扩充户的大小）、设法堕胎（限制户的大小）、光顾二手旧货店及庭院拍卖、变卖家当、逼迫政府去追找未付孩子赡养费的失踪父亲。

这些办法也许不无小补，但助益极其有限，因为家庭开销往往不断增高，不仅仅因为通货膨胀，也因为必要开支项目产生质量上的改变。最重要且普遍的一项增加就是对汽车的需要。大众运输逐渐衰退或者根本不存在，特别是在郊区。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经过复苏的都市及新兴的郊区，商店及工作区域都是与住宅区隔离的，其间也没有可用的（更别谈舒适的）行人步道或自行车道相连接。到了60年代中期，单单是去上班，或是找份工作，或是购物，或是接送小孩去学校、游乐场或朋友家玩，车子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当双亲在工作或通勤时，家中孩子就需要有人照顾，因此自70年代起，父母们为了孩子，开始根据线索去搜寻能负担得起且距离又近的那些数量不多的公共住房。到了2002年，不近人情的遥远的通勤距离普遍到让加拿大警方公认驾驶人打瞌睡几乎要击败酒后驾车而成为高速公路事故死亡之主因。

连双亲都不可能满足一个家庭或户的全部需求，更别提单亲了。要育养小孩并且让大人们保有起码正常和愉快的心情，我们需要社区。社区是一个逐渐且有机增长的复杂资源的生命体。其资源主要分为三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