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人坐在院子，还能有什么事情可做？啤酒好几箱堆着，简直可以直接喝死在这里。乐器拿出来了，摆在一边，但是没有人玩儿。一直在放Pink Floyd的《Wish You Were Here》。

苏砾讲他回家乡的经历，毕业了，拖着一大堆东西回家，父母托了人，他当了公务员，闲得蛋疼，日子无聊得比白开水还不如，但还能怎样？妞儿泡了不少，公务员里全是傻妞儿，要不就精明得要死，但不管哪种，他都能拿下。有妞儿反过来向他求过婚，他当时竟然笑趴下了，挨了一巴掌。三年过去了，他还是可以用英俊来形容，讲话时他挥动自己修长的手，手好看得过分，像是电影里的钢琴师。

耗子留在本市，小白领一个，人生的主要内容就是受气。领导给他气受，同事也给他气受，谁让他毫不显眼，就是长了一张特别好欺负的脸？谁不想欺负他，看他渐渐红了脸，又说不出话，就能获得巨大满足感。我们以前不也是，耗子是永远的搞笑话题、酒局调料，我们玩耍了他三年，不停不歇，摧毁他的自信，摧毁他的尊严，甚至培养出了他对这种摧毁的依赖感，后来我们不用自己动手，他便主动出丑。

我也是小白领一个，生活乏善可陈，面目模糊不清。当年的梦想早就灰飞烟灭，谁曾想过我们可能会成为如此平常的人？我们四个凑在一起，总觉得自己是不平常的，经常神气兮兮地走在校园里，像是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人，只是到达终点时才发现所谓经书不过就是凡俗的定律。我们都变成了普通人，或许苏砾还在挣扎，然而事实明确摆在眼前：我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挣扎也没有用了。

大明坐在我的左手边，不说话，只是听我们叽叽喳喳地讲，天马行空的，好像我们从未分离过，好像这中间的种种，都是做梦。我们亲密无间，笑得含义未明，我们都变得有城府了，将这幕戏演得多么好，简直像是真的。只有大明，大明微微卷曲的右手，像是这幕戏里唯一的败笔，唯一的破绽，唯一的天机泄露。

我不停地去看，想看到他那两根断掉的指头，却怎么都看不清。不知道是他掩饰得太好，还是我喝得已经有点儿眼花。

然后，在大家为一个并不很好笑的笑话开怀大笑的时候，大明忽然将右手轻轻放到了我的大腿上。我穿着破烂的牛仔裤，他的手正好放在破洞处，在我那裸露的肌肤上，轻轻移动，像是一种试探，又像一种心知肚明的安慰，又好像什么都不是，只是移动。我背后一层层鸡皮疙瘩，觉得他的抚摸有点儿怪异。

当然，少了两根指头的抚摸肯定不一样，他的食指划过之后，大概隔了一点儿的空虚感，跟上的是小指头，轻轻小小地留下一点儿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