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国家能够用当前的财政收入支付它们的军事开支。相反，他们要以这样或者那样形式的借贷来应付短缺：让债权人等待、出售职位、向客户强行贷款、向获得将来政府财政收入分享权的银行家借钱。如果一个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机构能够借款，它们就能……在收入之前花费。在收入之前花费使得昂贵的战争更为容易……而且，一个借钱很快的国家能够比它的敌国调动得更快，从而增加了它赢得战争的概率。

毫无疑问，信贷的可利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它以前债务的偿还，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决于资本家的出现。资本家……把钱交到……国家手里，并且收取数量可观的税收的折扣作为他的信贷、风险和努力的报酬。但是更常见的是，资本家充当主要的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他们的活动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

蒂利说，资本家阶级是从帮助国家筹措战争经费的战争借款制度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信用制度是从战争国债制度中发展出来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以银行券作为税收工具而建立的。反过来说，税收本身是国王借贷的抵押物，而银行正是以这种抵押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当银行券成为税收的工具时，它也就成为国家的货币。

货币经济是怎样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的呢？国家经济的货币化就是指法定货币的银行券化，这同样是战争国债制度的产物。

议会制度是从包税制度和王室借款制度发展而来的，议会的代表是由包税人和借款人的代表组成的，这些“土豪”起初被称为有城堡的人或“城里人”—bourgeois ，后来，这个词才被我们翻译为“资产阶级”。

蒂利的概括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了资产阶级、信用制度、财政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起源。无论工业革命还是议会制革命（即光荣革命），它们的基础都是军事革命，而军事革命的基础则是金融和财政革命，孙悟空的形象是通过金箍棒和紧箍咒塑造而成的。这些概括当然都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重复，但是，这也正是《大国崛起》、《货币》、《华尔街》这些电视专题片所不能告诉你的，因为那些专题片放言奢谈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们的制作者却不知道资本家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可见，与西方当年的“土豪”不同，今天中国的“土豪”们根本没有任何革命的勇气和本事，结果他们既无视了西方的“金箍棒”，更看不懂人家的“紧箍咒”。

蒂利的概括非常精彩，但是，要仔细解释这种概括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欧洲的国王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将战争升级，最初是因为城市里的包税人给国王提供稳定的税收，根据这笔稳定的收入，国王们就能支持较长期的战争。而作为交换条件，市民的代表（即包税人）就可以参加国王的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