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同样极力反对垄断，但是，他所反对和抱怨的垄断是英国和荷兰的垄断公司对于东方贸易的独占，这听起来似乎是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欧洲商品的出口和东方商品的进口—这是谎言。

斯密还说，英国的商品是工业品，工业品具有价值高、体积小、便于长途运输、不易腐烂损坏的特征，因此，很自然地便在贸易竞争中获得了优势。但马克思说，这种价值高、体积小、便于长途运输、不易腐烂损坏的商品并不是什么工业品，而是鸦片。

正如1840 年从英属孟加拉开来的英国舰队不过是由木头船组成的，因而英国并非靠“船坚炮利”打败了清王朝一样，东印度公司垄断的也不是任何英国工业品，而是与印度土地相关的一切基本生活资料，首先是鸦片和粮食这两个大项。当然，英格兰银行并不直接投资于鸦片生产与贸易，因为英格兰银行投资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期货和汇票，鸦片期货和汇票的交易额是鸦片产量和实际贸易额的数百倍，鸦片的金融价值要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理解鸦片战争的关键在于：英国人不仅是贩卖鸦片，更重要的是他们炒卖鸦片，正如荷兰人炒卖郁金香、当代中国人一度炒卖大蒜一样，所以，马克思方才提醒我们务必要记住：在19 世纪的英国与欧洲，鸦片不仅是商品，而且是金融产品。

把鸦片汇票、鸦片期货交易与鸦片生产和贸易区分开来的第一人当然就是马克思，这意味着“金融自由”与“贸易自由”绝不是一回事。英国人打着维护“贸易自由”的旗号，实际上维护的却是金融霸权。也只有从马克思的角度，即从金融的角度，我们方才能够理解：林则徐虎门销烟所打击的绝不仅仅是几个鸦片贩子，因为它造成了英国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崩溃，严重威胁了英国的金融霸权。而这正是英国议会一致表决通过，必须对中国诉诸一战的真正理由。

那么英国人是怎样把鸦片和大米作为金融产品进行炒卖的呢？马克思说：

沃伦·哈斯丁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 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本恩的人，本恩又在当天以6 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 年到1766 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 万镑！在1769 年到1770 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

可见，虎门销烟使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的贸易价格，而是鸦片的金融价格，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在商品市场上的真实价值，而是鸦片在金融市场上的泡沫价值和虚拟价值—后者是前者的数百倍。戏剧性的是，林则徐无形中帮助英国捅破了金融泡沫，而伦敦交易所在鸦片投资上的损失却需要由中国的赔款来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