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说说中国。中国自乾隆时代已发展为多民族的大帝国，生产方式也是多元化的，统治者满族人可谓猎人，而蒙古族、藏族两族为牧人，居住在西北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的回族人擅长经商，内地汉族人以农业手工业为生产方式，但也有人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发达的信用体系？除了国家的组织能力不强、社会一盘散沙之外，如果非要从文化上来找原因的话，或许是由于中国文明太实际、太严肃甚至太拘谨了，如此实际、理性的文明排斥宗教冲动，排斥冒险。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便是说中国文明的宗教感不发达，而人一旦太实际了也就难免滑头。

中国传统思想讲实际、讲实用，不过这种“实际”是否就等同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呢？恐怕并不是的。西方所说“纯粹理性”的实质就是“算计”或者计算，一切都从冷冰冰、严酷的逻辑推理出发，而中国固然讲实用、讲利害乃至于讲利益、讲理性，但这显然并不是指西方纯粹的算计和冷酷的逻辑。对于这一点区别，王国维曾经有很深刻的论述。

硬要用西方的话语来套，那么中国人的理性恐怕是介于西方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是两者的混合、调和或者综合。李泽厚就是从康德哲学出发，为中国文明造了一个词“实用理性”，他的用心其实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底色介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

“纯粹理性”就是算计，就是冷酷的逻辑推理，那么什么叫 “实践理性”呢？实践理性不是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实践理性与康德所理解的“自由”或与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差不多，实践理性的出发点就是死亡，就是人生的有限性。人肯定是要死的，如果从人之必死性，即从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出发，那么“纯粹理性”的算计就不管用了。因此，康德说，只有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才能认识到人“内心的道德法则”， 换句话说，只有从社会、从人类这个整体、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思考，才能认识到人类的行为总体来看是利他性的、是为他人服务的，因此是受“道德法则”支配的。而从个体、从人类日常的短期行为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则是纯粹理性的、自私自利的。而要领会这个话，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个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著名的命题。康德说：如果从经验论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腾；如果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算计或者“计算”，人生最大的悲哀其实也不过就是“自己死了但钱还没花了”而已。可见，真正促使人类不屈不挠、乐观奋斗、顽强拼搏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既不是经验和功利主义的，也不是“纯粹理性”的。恰恰相反，从人类整体和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为他人、为后人而工作和创造着，尽管这种劳动和创造的成果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到的。正由于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为他人劳动和创造，所以也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只有包纳和包容他人的视野，所谓“社会”才会存在。而这个“社会”才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之珍视和骄傲的“自由”，因为社会的实质就是这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