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发生的同样故事也将会为人所不屑。那个时候，人们盛行谈论中世纪的朝圣之旅、宗教圣地、十字军和修道院。在一个人们很少处于自发兴致或追求利益而外出旅行的时代，北方的蛮族到访意大利以及东方民族成为朝圣者，总比自从出生以来就生活在肮脏的小屋和混杂的灌木丛中（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见识）要好得多。在一个人们的生活和妇女的尊严每日都有遭受暴君和盗匪侵害风险的时代，划出一块作为人们表达非理性敬畏的宗教领地，总比连一处躲避残暴和放纵的庇护之所都没有要强得多。在一个政治家们无力组建庞大政治联合体的时代，由基督教国家发起，使其他各国为保卫圣墓教堂而联合起来，总比一个个基督教国家先后被伊斯兰势力击败要好。无论后人如何批评基督教修会的懒惰和奢侈，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无知和暴力的时代，有一些安静的修道院和花园总是好的。在这里，有人可以专注地誊写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有人可以冥思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这里，有艺术天分的人可以阐释殉教的历史或雕刻耶稣的受难像，对自然科学有兴致的人可以对植物或矿物的性质进行实验。倘若没有这样的退隐之所分布于各地，安置于处境悲惨的农民的小木屋间，散落于凶残贵族的城堡间，欧洲社会将只有役畜和猛兽。神学家多次将基督教堂比作我们所读过的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但更为贴切的类比是：在那个遭遇洪水的险恶时刻，所有古代力量和智慧的杰作都被洪水埋葬，在经历了黑暗和暴风之后，从母体中唯独滋长出一片脆弱的萌芽，这正是另一种更为光辉的文明的起源。

即便是中世纪黑暗时代教皇所浮夸的精神至上原则也是利大于弊。它的作用在于将西欧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集团。从黑海南部的特拉布宗到法国的马赛，所有的希腊城邦中都有威严的战车古道和古希腊达尔菲神庙；从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到大不列颠的赫布里底群岛，罗马天主教教堂及其主教遍布拉丁语交流区的基督教国家。扩展开来的慈善观念日益增进。被海洋和高山隔离开来的不同民族都认同兄弟般的纽带关系和国际法中的普遍法则。即便在战争中，当征服者意识到自己以及自己的敌人共同属于一个庞大联盟的成员时，也经常会因此减少杀戮行为。

此时，我们的萨克森先人已经获得这一联盟的认可。大不列颠与欧洲部分地区之间已经开始互通有无，在欧洲，古代国家和政府管理的遗迹仍然依稀可见。许多曾经遭到毁坏或破损的高大纪念碑依然保留着它们最初的真容；许多游者读不懂历史学家李维和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或许可以从罗马水道和罗马庙宇中大致了解罗马的历史。阿格里帕神殿穹顶上的铜仍然熠熠生辉，阿德里安陵墓的圆柱和雕塑依然耸立，弗拉维安圆形剧场也尚未夷为废墟，这些都会告诉那些前来朝圣的孤陋寡闻的英国人一段已经逝去的伟大文明曾经存在的历史。这些在朝圣者半开化的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敬畏，他们回国后向居住在茅屋中的那些好奇的伦敦人和约克人讲述，在圣彼得大教堂不远处曾经有一个强大的民族现在已经消亡，但他们修成的建筑会与世长存。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不列颠人学到了很多。英格兰地区的墨西亚居民和诺森伯兰人开始有一些潜心研究奥古斯都时代的诗学和修辞学。英格兰学者比德和阿尔昆在整个欧洲享有盛名。这就是9世纪当北方蛮族开始最后一波大迁徙时我们国家的一些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