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含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于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一个社会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内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

富强的胜利，是一次西方精神的胜利，但这种普世的西方精神依然打上了中国特色的印记。甘阳提出要借助“通三统”，将儒家的和谐理念、毛泽东的平等传统与西方的自由精神打通，以此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若仅仅从富强来阐释的话，“三统”或许已经打通。现实版的“通三统”借助古代的外儒内法、革命的集权传统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三者的联姻，共同打造了走向富强的中国崛起。

缺乏文明准备的大国崛起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b什么叫准备？富强的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该如何保证和平崛起，避免19世纪的欧洲从富强走向扩张的历史悲剧？

雅克在书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最终将成为其全球霸权的根基。”经济实力当然很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2009年年末在清华大学演讲，讨论全球历史中的霸权演变，指出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权力：支配权（domination）与霸权（hegemony）。支配权是一种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而霸权则是一种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按照葛兰西的经典定义，霸权的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优势 （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权力体系。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那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定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它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最终难免被取代。英国在19世纪称霸全球，这个“日不落帝国”除了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力，最重要的乃是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取代英国称霸世界时，情况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范性的美国价值。这些文明典范伴随着帝国的全球扩张，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