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在书中罗列了美国称霸的各种特征，其中将近一半属于文化的软实力，比如“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好莱坞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居主导地位”、“美国价值观”、“美国历史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等。以文明冲突理论享誉世界的塞缪尔·亨廷顿说过：“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在他看来，作为高级文明形态的宗教，在文明争霸战中扮演的角色要比流行文化重要得多，代表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 Mac，即巨无霸汉堡包）。“富强的崛起”看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是其商业、工业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战与垄断能力，而“文明的崛起”则是另外的指标：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哲学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语言优势。

以此衡量当今中国的现状，“文明的崛起”与“富强的崛起”是多么不成比例。中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国外学汉语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不甚了了。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中国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设立了“211工程”，向清华、北大等近100所大学投入巨资，但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仿，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投入之后所获得的产出，不是学术与科技的创新，而是所谓的学术GDP指标：SCI和SSCI期刊的发表量。有国外媒体如此评论：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科学家，还有一种是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研究或为科学求知，或为市场赢利，但中国科学家既无求知乐趣，也无意为社会增加财富，而仅仅为发表而发表，论文越多，晋升越快，从国家那里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学生前来求学，但中国的学生精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净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与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形成刺目的对比。更严重的是，中国教育的制度环境与办学自主性长期得不到改进，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日益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中无法突破的瓶颈。

文明的霸权在于其宗教和哲学所提供的价值魅力在于，是否有一批全球知名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近年来各种拔苗助长的“大师工程”反过来印证了中国缺乏思想与学术大师的窘迫。不提世界影响，哪怕可以与民国时代众多大师相比肩的人物，在当今中国也寥若晨星。中国曾经是世界轴心文明大国，后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明被整体性解构，分解得支离破碎。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肌体，各种思想传统犹如在空中随处飘荡的孤魂，无法形成有系统的文明整体。自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到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事件”，爱国狂潮达到巅峰。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迄今为止一直是抽象而空洞的种族符号，缺乏内在的、有深度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内涵，不得不通过制造敌人、划清敌我这样的外在方式自我确证，一旦失去了对立的“他者”，“我们”便成为相互孤立、彼此竞争的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个人。最基本的核心价值之缺失，使得中国无法形成有机的、拥有公共文化的民族整体。族群紧张、地方认同与阶层冲突削弱了文明得以存在的共同体基础。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不断富裕，另一方面是精神灵魂的相对虚空，伦理实用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中国人陷于普遍的价值失落与认同迷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