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之所以断言到2050年中国将以文明霸主的姿态统治世界，乃是追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路，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共同体，他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像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文明国家”。雅克这一前设性的理据在历史与现实层面能够证成吗？传统中国诚然是一个以儒家文明为认同核心的中华帝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然而，晚清之后历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轴心目标，乃是打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随着中华帝国的倾覆，儒家文明也随之崩盘，处于一波又一波的解体之中。文明国家以独特的文化认同为基础，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认同为前提。自20世纪初中国文明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变得暧昧不清，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文明”，这些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至今如同在庐山云雾之中。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借助民族国家的现代概念，通过对国家主权的不断重申以及对国际关系中“他者”的政治性区隔，而获得国家与国民的自明性。雅克的命题或许倒过来说更为恰当：当代中国表面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

雅克的兴趣当然不在从学理上探讨中国为何是一个文明国家，他只是想借助“中国是文明国家”这一已成过去时的史实，试图从中国文明的内部寻找中国崛起的秘密，进而论证将有一个另类现代性的“中国模式”诞生。雅克对中国文明的情感与热爱无可厚非，然而中国的崛起与古老文明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至今依然是一个没有被破解的谜。即使存在着内在关联，是否足以构成一个对现有文明模式挑战的替代性方案，依然有待长时段的历史来验证。历史无法决定未来，“事实”也推论不出“应当”，除非相信某种历史命定论，“可欲的”中国未来跳不出“历史的”如来佛掌心。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再次崛起，让哈佛学者傅高义惊呼“日本第一”，赶紧论证日本的崛起得益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然而90年代初泡沫破灭，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日本第一”的历史回声如今听来颇具讽刺意味。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有关“儒家资本主义模式”的讨论也不绝于耳，但到1997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这些声音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中国紧随东亚诸邻强劲崛起，今日的富强与昨夜的文明究竟有何纠葛？是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昨夜的文明既是今日繁荣的看不见之推手，是否也有可能成为妨碍持续发展的隐匿杀手？这些隐藏在暗礁深处的历史之谜，无法用统计学的计量方式窥得，只能以审慎的姿态耐心观察。历史的理性如此诡秘，多数智者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有性急者为抢头功常常将短期现象误认为长期趋势。雅克为自己的书取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样一个哗众取宠的名字，我很担心他会步傅高义的后尘。

欢呼“中国新世纪”到来的，不仅有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马丁·雅克，还有国内很多新左派或国家主义者的各界人士。在他们笔下，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中国经验”到今天可以断案为追求“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中国模式”，成为与普世价值分道扬镳的另类现代性。听上去似乎是一种“新冷战”思维。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来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峙，但这两种“主义”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早已打成一片，于是东西方的冲突，被表述为一场新的文明争霸战。争霸战的第一回合发生在世纪之交，那是“文化”与“文明”的对抗。如同19世纪曾经在德国思想界出现过的那样，“中国特色”的爱好者们试图证明中国文化是独特的，可以独立于全球文明之外。近年来中国崛起，成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大救星，这些人觉得将西方视作普世文明、中国只是“有特色”的另类特殊性这样的说法明显亏大了，而且特殊性的“他者”的存在，反而更巩固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于是他们宣布中国将从特殊性的“文化”上升到与西方平起平坐的普世“文明”，文明争霸战的第二幕就此拉开，而《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正是第二幕中重要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