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国号问题

而恰恰是这种落差，构成了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动力。如果考虑到首批派遣是在《中日马关条约》签署（1995年4月17日）的翌年，这种动力有多大便可想而知。可是，首批赴日的13名留学生中，竟有4名在抵日两三个星期之后擅自离校归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们觉得东洋食物难以下咽，唯恐危害健康；二是频频受到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的嘲弄，精神上难以承受。前者基本上是生活习惯使然，未必是真问题，后者却意味着现实的压力。大正时代（1912~1926）以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本加厉，“支那”、“支那人”、“支那鬼”之类的称谓，让留日学生们越来越“伤不起”。

从语源上说，“支那”源自“秦”（Chin）的音变，印度在梵文的读音后加上母音，向东传回中国，向西传向欧洲。在欧洲，中国被称为“China”或“Chine”；唐代的中国僧侣赴印度修习佛法，在当地听到别人对自己国家的称谓即为“Chi-na”。后佛典汉译时，中国便被写为“支那”（或“至那”、“脂那”、“震旦”、“振旦”等），并随佛典东渡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支那”开始成为指称中国的专用名词。因此，这个词本身原本是中性，并没有后来的意识形态色彩。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不经意地使用，梁启超则用“支那少年”做笔名……这个词的“变味”是从与日本大陆政策的“捆绑”开始的，在日本民族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终于变成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人种学意义上的蔑称。对此，实藤惠秀写道：

日本国策使一般日本人的眼光刻薄起来，经他们说出的“支那”一词令人难以容忍，留学生坚决反对这个词，而日本人也顽固地予以反驳。这个国号问题，简直是留学生与日本人之间恶劣关系的象征。

只消翻一翻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早期的小说，便能看出这种蔑称对当时生活在东瀛的留学生的心理折磨到了何种程度。

在整整两代留日学生持续的呼吁、抵制下，1930年5月，民国政府正式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坚决禁绝“支那”称谓的严正立场和决心：

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的抗议、表态不仅无法奏效，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经主流媒体报道后，日本国内甚至掀起了一场针对中华帝国的舆论反制，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华夷秩序凌驾于“夷狄”之上的“傲慢敌国”。尽管不乏左翼文化人和媒体的呼吁、努力，但真正的转机还是在战后：1946年6月，日本外务省以外务次官的名义发表《关于避用“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对各新闻出版机构的对华称谓问题做出行政指导。一个月后，文部省如法炮制，以文部次官的名义转发该通知精神，对所属各大学和专门学校等教育机构做出指导。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才从日本的大众传媒和出版物中绝迹。实藤惠秀写道：“从此，即使政府默不作声，‘中国’一词也会从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词，明治以来运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也已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留学史中的‘支那’，却不幸地一直成为日本人与中国留学生纠纷的死结，直到留学史闭幕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