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吊诡的是，1949年10月以后，日本人虽然不再称中国为“支那”，却制造了一个新名词“中共”，作为日本舆论界称呼中国共产党治下国度的专用名词，其嫌恶、轻蔑的语感和意识形态色彩与战前的“支那”如出一辙。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主流媒体才取消“中共”的称谓，一律改称“中国”。从“支那”到“中共”，再到“中国”，微妙地折射了近代以来，日本人在想象和面对大陆邻国时心态的变化。

“文化反哺”的功罪

自1896年首批中国学生赴日以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905~1906年间达最高峰（8 000名左右）。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一书中说：“粗略估计，从1898年至1911年，至少有2.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与此同时，大批日本人应聘到中国内地学校出任教师（称为日本教习），或在各类政府机构中担任顾问（军事、外交、教育、农事顾问等）。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在中国内地开办学校（如杭州的日文学堂、南京的同文书院、北京的东文学社和上海的留学高等预备学堂等），派遣日本教师授课，在中国本土开展日语教育，培养留日预备军。赴日留学生的增加与来华日本教习、顾问派遣规模的递增成正比，同消同长。

历史地看，赴日留学潮无疑是中日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其过程长且复杂，包括实藤的著作在内，海内外相关著作已多有阐述，在此不赘。姑且就其影响问题略论一二。

若用一句话来定性地加以概括，也许可做如此表述：如果没有19世纪90年代两国文化地位逆转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那么包括笔者此刻谈论该问题的拙文在内，一切要么“无从谈起”，要么则须彻底变换形式（包括文体、文法及绝大部分学术专业名词），因为涉及现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整套学术术语几乎全部来自日本语，诸如国家、政府、革命、自由、民主、人权、共和、政治、经济、商业、法律、文学、美术、戏剧、音乐、抽象、乐观、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等等。试想，如果从一篇用现代行文表述的学术论文或讲演词中把从日文中舶来的词汇术语统统过滤并加以置换的话，意思将如何表述，读者或听众又将如何接受呢？即使不是“无从谈起”的话，“不知所云”怕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对此，从汪向荣的《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版），到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包括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权威著作的实藤的著作在内，均对日本的“文化反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持正面、积极的评价，甚至视其为一桩绝对的好事。

但反思的声音也并非没有。如舒新城早在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曾发出过“军阀如此横行，留日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的慨叹；“五四运动”史权威学者周策纵也曾注意到“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军事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较留学其他地方的学生所受的为多”的现象。就笔者视野所及，在这方面做出最深入反思的是中国学者王彬彬。他在《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反哺”的反思》一文中指出：“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已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