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维权的本质，不只是要维权的结果，更多的是满足参与的权利。参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基本的权利，它体现了一种尊重，而非漠视。

我总是会在飞行途中进行人性层面的联想，针对思想与行为，我总是做以下关于可能性的设想：人从好人变成坏人需要多长时间？从一个温和的知书达理者到一个出手动粗的人需要几秒？飞行途中人是否会做出过激行为？哪种过激行为？导致过激行为的因素是什么？飞行途中一个正常的人是否会因为某类情况采取不顾生命的行为？

我带着这些问题，观察过飞行途中的人们。

经过长期观察，我发现，飞行途中最容易引发冲突（甚至唯一可能引发冲突）的因素无非是——晚点。因为闪电、雷雨、大雾等天气原因，飞机无法起飞，或飞机推迟起飞。天气，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明白，这是谁也无法解决（克服）的问题，哪怕口口声声说“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者也无法改变天气的变化。换言之，这是个极好理解并让人容易接受的外因。

但恰恰在这样极其单纯的外因下，我看到一个抱着三岁男孩和工作人员大打出手的女人，我看到一群西装革履的男人被摆渡车拖着来回一遍又一遍之后，在安检处被雨淋了接近一小时后，直接冲出了停机坪拦飞机。接着，“拦飞机”的行为形成了群体维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全国多个城市，三天内，陆续出现了多起“拦飞机”事件。

有人说，“拦飞机”是一种过激维权和规则缺席的行为，甚至有专家说：“过激维权行为的‘胜利’并不代表合乎规则和法律，虽然短时间内，双方都能从中获益，但双方的行为其实都在破坏规则，从长远来看，会造成博弈的无序，最终受到规则的惩罚。”

而我更关心的是“拦飞机”背后的经济学本质是什么？“拦飞机”的行为逻辑又是什么？“拦飞机”里所说的集体维权，维的又是什么权？

当我们捕捉“拦飞机”的行为信息时，不难发现这里有三争：旅客与航班之争（一个小群体和单一航班的矛盾冲突，到底什么时候飞？何时飞？能不能飞？）、旅客与旅客之争（重新调配的飞机来了，是我们先飞，还是他们先飞？这个排序按照什么排？）、旅客与航空公司之争（我们走不了的话，你想怎么赔？为什么赔这些？你们有明确的赔款说明和标准吗？我不认可你的赔款怎么办？）。最终，表现出来的过激行为只有一个诉求：“我们走不了，他们也别想走。”于是，停机坪成了私家花园，“拦机者”享受公众正义的私人时光。

从经济学上分析，这些事件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博弈”。

所谓“最后通牒博弈”即是一种由两名参与者进行的非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中，一名提议者向另一名响应者提出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资源分配；如果不同意，则两人都会什么都得不到。按照理性人假设，只要提议者将少量资源分配给响应者，响应者就应该同意，因为这要比什么都得不到好。但实际进行的实验则表明只有当给响应者分配足够资源时，方案才能通过。当然，当有多名响应者参与时，这一博弈就成了海盗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