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错误关联”，这和前文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相似，是指A犯的错误与B犯的错误形成因果关系，一个人的错误影响了一堆人的错误，最终形成集体无意识错误，这就是“错误关联”。

至于“偏见”，这里主要指的是经济学上的“系统性偏见”。在大众的潜意识里往往存在四种偏见，悲观主义偏见、就业偏见、排外偏见和反市场偏见。这四种偏见是经济学系统性偏见的诱因，也是影响着某个群体判断力出现集体错误的主要原因。

悲观主义偏见是：尽管经济学家们倾向于相信经济情况总体在不断改善，但大众往往感觉经济情况越来越糟，这解释了人们积极呼吁社会福利的现象。这就形成了一个观点，只要不是以大众利益为出发点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就业偏见是：人们普遍认为就业率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好坏，而职业经济学家将就业率为手段。于是，人们普遍拥护“保留岗位”或“创造就业”的经济政策的现象，认为一旦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就业可能性，就是不道德。

排外偏见是：凡是涉及对外关系的经济政策，大众比起职业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朝着“外国人剥削本国人”的方面理解，这导致产生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最后的反市场偏见是：指的是公众舆论会影响市场经济客观地发展，尽管经济学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供求”决定了价格，但大众普遍不以为然，这导致产生形形色色的价格管制政策大行其道的现象。举个例子，突然有一天你遇见了政府对西红柿的价格支持，西红柿价格提升了，接着你问你妈妈，你妈妈告诉你，西红柿价格必须提升，不然很多农民就破产了，以后西红柿价格要更贵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市场偏见，人为的、公众舆论的偏见。

在这四种偏见之下，经济环境会形成系统性偏见。而詹姆斯?索罗维基说的“集体的智慧”，就是将大众分成单一的个体，让每个人不受任何人影响地做出判断，只要没有错误关联，没有群体型的系统性偏见，最终的集体判断是非常精准的。

所以，我经常说一个伟大的国家是能接受全民民主的，让每个人都发挥足够的判断力，对国家是一件好事，作为领导者不妨听听民众的意见。

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德国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中，英国首相丘吉尔风度翩翩地出席三巨头会议，对即将举行的首相大选信心十足，凭他在大英帝国最危难时挺身而出，率领英国人民击退法西斯的海狮计划，并取得对德作战的丰硕战果，这次大选丘吉尔志在必得。

然而，选举结果却让丘吉尔大失所望，保守党只获得了197席，而工党却赢得393席，工党得以组阁，艾德礼出任新首相。丘吉尔狼狈回国，他走到王宫向国王乔治六世辞职。伟大的丘吉尔万万没想到，伟大的英国人民用选票将自己的伟大领袖选了下去。艾德礼以新首相身份出席下半段的波茨坦会议，英国政府命前首相丘吉尔随行担任参谋人员。丘吉尔屈辱万分，依然前往，世界所有国家舆论哗然。刚刚还是波茨坦会议三巨头的丘吉尔现在成了波茨坦会议的服务员。面对西方记者的话筒，老人是这样评价他可爱的英国人民的：“对本民族的伟大领袖忘恩负义是这个伟大民族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