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将刚性与柔性治国方略都用到了极限的典型案例。

当年,秦国通过实施刚烈的法家思想,使这个小小的诸侯国迅速成为统一的王朝,逐渐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秦朝建立后,理应根据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对历尽战火创伤的黎民百姓采取怀柔的政策,尽量让他们休养生息。然而,当政者大概尝到了法家治国的甜头,还是将其继续用到了最大化。由此,从战乱中沿袭下来的这一治国方略,在和平环境里被无节制地运用,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驰出底线,“张”到了极限。于是,严刑峻法、残酷统治,遍地皆是。结果呢,生活在严酷的高压之下和个人意志被强奸了的老百姓,必然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发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呐喊。这样,大泽乡揭竿而起,也就不足为奇了。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12年的时间里，虽然从未发生重大事变，但社会大震荡的伏笔已经留下。

这是极度推崇“刚”性治国而惨遭人亡政息的典型。还有一个极度推崇“柔”性治世也同样搞得灰飞烟灭的朝代，那就是宋朝。

说起宋朝,那繁花似锦，无人不晓的词,或豪放爽朗,或婉约清丽,叫人不能移开目光。当年,赵匡胤一举拿下后周江山，兵权在握,终定山河。开国之初,太祖、太宗定下崇文贬武之国策,举农工商之业。一时间,国家似乎展露欣荣,教育、经学、科技、史学等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一个文气典雅的国度诞生于柔风细雨之中。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整个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

举世皆赞其文化造极之盛世，经济登峰之时代。“纯文人”迎来过北宋那样的“蜜月期”，但他们不幸的是,赵宋集团消极地吸取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宋朝的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实质上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它治国策略的必然结果。

“刚柔并用”式的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是，以百姓的利益为根本，以充实仓廪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

要说“换脑筋”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朝代，当推西汉初期了。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因此，西汉初期的社会比较和谐，民风也朴实，基本上没发生什么规模性的农民起义，就是流民闹事的也比较少。

柔性是有度的，如果柔到知县不知、巡抚不巡的地步，那也是民众的一种不幸。

蒙古人统治中原的过程中，其军事才能发挥出举世无双的作用，但他们的政治才能与之不相配合。这些马上打天下的武夫，在和平时期也采用马上那一套办法来治理天下，结果生产力不但得不到恢复反而被进一步破坏，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元朝的版图虽然很大，但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作指导，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那种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海角。他们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美女，另一是满足征服欲望。了解元朝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中国人所受迫害的深重。

胜利者的最大危险是迷信取得胜利的方法，以为用同样的方法能够取得后续的胜利。

每个封建王朝中后期的帝王们总是错过千载难逢的“换脑筋”的机遇，这样的战略机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而这些昏君们却不以为然，一错再错，从而决定了他们迈上了自我灭亡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