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五裂的晚餐

冲完澡，下楼吃饭已是晚上10点多钟。记者们刚刚吃过，老綦也迫不及待地在一个面馆里“开战”。我本想找个看上去稍稍好些的餐馆，吃点牛肉、青菜什么的，却哪里寻得见？不是挑剔，我平时很喜欢吃地摊、小吃，但这次不同，卖这么大力气，早餐、午餐已经没得指望了，补充能量的重担都压在晚餐上了。可我实在不愿再费哪怕一点力气外出，再说都这个点了，这里比不得大城市。犹豫中，只好进了一家看上去还算整洁的面馆，要了一碗拉面、一瓶啤酒，在几只热情的“空姐”陪伴下，小心翼翼地吃了。往回走的路上，想到那几只多情的“空姐”，我又折返回去，跟店家要了两瓣大蒜。

我曾多次领教过食物中毒的厉害。1990年8月31日，中午在某宾馆用餐，下午3点多钟，肠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剧痛难忍。我在单位医务室的病床上痛苦地翻滚着，汗珠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因第二天要赴东北参观通车不久的沈大高速公路，20多人的行程都安排好了，我是服务员，在主任授意和我的再三要求下，医生就下了“猛药”，注射了一支针剂，不到20分钟，剧痛是止住了，但却浑身无力，恶心得厉害。好歹是年轻人，体质好，恢复快，愣是没影响第二天的行程。究其罪魁祸首，很可能是午餐的一条鱼，那鱼被裹了一层厚厚的面糊，只有我吃了几口，别人都没碰。到大连后，大队人马在海边吃海鲜，结果都吃坏了肚子，去往沈阳的路上，不得不一个劲儿停车。只有刚刚被蛇咬的我“怕了井绳”，老老实实回宾馆吃碗面条，方才幸免于难。

还一次是1996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傍晚，我正在清怡宾馆开一个足协的会，突然腹痛得厉害，赶紧来到对面的行署门诊所。挂号的间隙，就已经疼得站不住了。回想一下，问题应该出在中午的一碗肉丝面上。

因此，西行路上，我告诫自己必须严加防范，宁可吃得差一点，营养少一些，也坚决防止吃坏肚子，耽误行程。

从这天开始，我们一行六人开始了四分五裂的晚餐。我和老綦各吃各的，振平在房间里赶稿子，顿顿方便面，刘台他们三人则找个地方随便填饱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