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哈耶克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曾说，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他“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生活的过程。而自1931 年他迁居英国后就觉得，这里的生活很安逸。“我立刻就发现，这个国家的整体气质和思想气氛对我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而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又大大加速了融入的过程，我完全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而在自己可以想象的“生活形态”中，在牛津或剑桥某个学院的某个职位对他“最具吸引力”。他在纪念伦敦政治经济学院50 周年的那篇文章中说，即使“在剑桥那些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便，但对于那些学生，对于那些有幸在剑桥找到房子或在皮特豪斯等学院弄到房间的教员来说，并不是没有补偿。对很多教师来说，皮特豪斯表现出的热情好客，将是他们对战争岁月最幸福的记忆”。他在英国——尤其是在剑桥——的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拉斯基的传记作者、信奉社会主义的金斯利·马丁曾描述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流亡剑桥的情形，也描绘了学院以前的状况：“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后，人事两非。教师和学生突然离开了伦敦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他们都受到了这一局面的影响。他们也发现，自己身处一所寄宿大学。学院规模现在也变小了，学院能够提供更多面对面的（指导），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而当大家都挤在休夫顿大街兔子窝般的校园时，这种情形简直难以想象。在伦敦，贴着花砖的走廊、教室的每一台阶和图书室中，总是塞满学生，而大多数人彼此形同陌路，只认识自己最喜欢的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维持某种学院式生活。而在剑桥，教员与本科生差不多成了朋友，交往频繁，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

战时一位学生琼·阿布西回忆说，尽管“战争似乎永无尽头，剑桥却是快被毁灭的世界上的一块太平而充实的迷人绿洲。搬到剑桥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举行学院社交活动的好地方。老派的、讲究礼仪的剑桥做派，受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懒散的、活跃的、不拘小节的气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地方的迷人景色，而根本不管男女分校的学院生活带来的不便，尽管我们都看到了这种不便”。伊安·吉尔伯特曾于1942~1943 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他觉得，“在剑桥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一年。我们在非常令人兴奋的环境中刻苦学习。我们也拼命地玩，搞体育和社交活动，甚至腾出时间为服兵役做准备”。

安妮·波姆是当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行政助理，后来也长期担任学校职员，她回忆说：“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经济学家去服兵役后，”哈耶克“立刻接手经济系。他待人比较冷淡，我总是有点儿怕他。据我所知，他总是穿着短靴，大步从人群中间走过”。哈耶克在剑桥的学生埃里克·罗斯回忆说：“哈耶克的德语口音很重，我们很难听懂他的英语。他指定的阅读材料也不好对付。他的思想与凯恩斯完全相反……哈耶克反对乘数效应，他称之为消耗效应。哈耶克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左”倾得厉害，在这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学生的必读书。”

随着战事不断拖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数量减少了，女生的比例增加了。这极大地影响了课程设置，因为女生一般都喜欢社会学之类的专业。大部分专业课程都是跟剑桥留下来的教员一起讲授。哈耶克讲授高级经济学理论课，而讲授入门课程的却是剑桥的阿瑟·塞西尔·庇古。战争持续着，研究生院的人数也不断萎缩，到战争结束之时，只剩下可怜的几位外国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