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出发，是考察战略管理问题的最可靠途径

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机构，无论它在设计上多么完美，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人。国家安全事务战略管理体制的本质，一是如何把人才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发挥最大综合效果；二是如何尽可能地避免内耗，减少内部摩擦带来的损失；三是两者相辅相成，努力使这两个方面比竞争对手好一些，从而获得某种战略竞争优势。

人是决定因素，美国国安会体制问题也不例外。戴维·罗特科普夫（研究国安会问题的专家，曾采访了150多位官员和学者）在著作中援引国安会资深官员的话说：“每一届政府都有一套社会学，这套社会学总是起源于总统。”“鉴于繁忙的日程安排，总统很难抽出时间定期与更多的人交流。因此，我们会发现，每一届政府只有那么六七个人（最多十几个人）组成了总统身边的核心幕僚或政策制定圈子。这套班子，依然与罗斯福时期那个令人惊愕的小团队没有多少区别，仍然是历届政府安全政策制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是国会通过法案批准成立的，而是出于人性的需要一步步形成的。政府在处理日常事务过程中，信任、融洽、和谐比正式的法定管理机制更为重要。”罗特科普夫还提出，他有关美国国安会的著作“并非是一个机构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故事”。美国前国安会中东问题专家哈罗德·桑德称：“在处理中东问题的团队里，有一组人员在三届政府中都没有发生变化。其实，一直都是这支团队在各处进行斡旋谈判。因此，这支无可匹敌的团队是（戴维营协议）会谈成功的关键。万斯接任基辛格的职位，处理外交事务，从来不需要我们撰写备忘录，报告事情的进展。我们唯一要写的备忘录，就是下一步要做什么。这真是一个齐心协力、表现专业的团队。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是这群人让这个体制运转起来，而不是体制本身的功劳。”美国前国防部长（曾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盖茨和前国务卿（曾任总统国安事务助理）鲍威尔也有类似说法。盖茨说：“虽然我是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校长，但政治学教授不会让我进教室，因为我会叫孩子们把书本和组织关系图表扔掉。我会告诉他们，想要了解华盛顿特区，就得明白在最高领导层，官员的个性决定了事务如何运作。”鲍威尔在回忆录里称，“我想讲一个真理，这是多年前从里科沃弗海军上将（美军核潜艇部队的创建者和长期领导者）那儿学来的。他提醒每个人，解决问题不能只靠组织；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图表或计划；谋事在人，只有人才能办大事，所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挑选正确的人来协助自己完成手头的工作。这才是他的体系成功运转的原因。因此，决定成败的因素并不是决策过程或体制本身，而是创造、组建体系的人。”总统和国会“伊朗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结论认为，该事件是管理和人员在判断上的错误，而不是国家安全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出了问题。

由此可见，无论从积极的成就如促成巴以和谈的戴维营协议，还是从恶劣的事件如“伊朗门”来看，美国资深官员都反复提出人员的决定地位。美国国家安全改革项目报告提出：“人员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能够发挥国家安全体系的潜力，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的最重要资产，能够克服国家安全体系的所有弱点。”艾森豪威尔提出：“组织有力并不会让庸才成为天才，良好的组织本身也无法做出意义重大的决定。然而，混乱的组织必然导致效率低下，造成恶果。” 这是对人员与机构关系的较为平衡的看法。从人员素质和作用的角度考察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当然要从总统开始。 美国总统对国安会体制有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