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和英国是启蒙思想的两个主要中心，也是双元革命的两个主要中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启蒙思想，实际上就是由法国人所做的系统阐述。（即使是英国人所做的阐述，也只是法国思想的翻版。）世俗化的、理性主义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个人主义支配着“开明的”思想，把个人从束缚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其主要目的：从仍然笼罩全世界的中世纪愚昧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从教会的迷信（与“自然”或“理性”宗教截然不同）中解放出来，从根据出身或其他毫不相干的标准把人分为高低不同的阶级非理性中解放出来；自由、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博爱是它的口号。在适当的时候，它们便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个人自由的一统天下只能产生最为有利的结果。个人的才智在理性世界里的自由发挥，这是人们所可能寻求的最惊人成就，而我们也的确已能看到由此产生的这种成果。具有典型意义的“启蒙”思想家，带着对进步的激情信念，反映了知识、技术、财富、福利和文明的显著发展，这一切都是他能够从身边看到的，他公正地将这一切归因于思想的不断进步。在启蒙时代初期，欧洲各地仍在到处火烧巫婆；到这个时代末期，像奥地利那样的开明政府不仅已经废除了司法中的严刑拷打，而且还废除了农奴制度。如果在进步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像封建领主或教会这类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它们除了被扫除以外，还能指望什么呢？

严格地说，把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称作“启蒙思想”是不够明确的，尽管很多启蒙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是坚定的——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社会将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理论上，启蒙主义的目标是让全人类获得自由，所有具有进步意义、理性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意识都隐含其中，而且，它们的确从中而来。但是在实际上，号召启蒙运动的解放运动领导者，往往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不是凭借出身，而是德才兼备、具有理性的新人。通过他们的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秩序，将是一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

把“启蒙思想”称作革命的意识形态可能更为确切，虽然欧洲大陆的很多斗士在政治上小心谨慎、稳健节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直到18世纪80年代以前——都把他们的信念寄托于开明的君主专制政体。因为启蒙的意义就意味着，欧洲大部分地区现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都应废除。它对于旧制度自行消亡的期望太高。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政体在某些方面正在自我加强，以抵御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前进。而旧制度的据点（存在于英国、荷兰联合省以及其他一些它们已经遭到失败的地区以外），恰恰就是温和的启蒙思想家们维系其信念的君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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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17世纪已经历过革命的英国，以及一些较小的国家之外，君主专制制度盛行于欧洲大陆所有正常运作的国家，没有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通常都是分裂瓦解而且陷于无政府状态，它们遭到邻国的吞并，如波兰。世袭君主借上帝之名统率着土地贵族的阶级制度，他们得到传统组织和教会正统派的支持，他们四周的机构越来越臃肿庞杂，这些机构存在已久但又无所作为。在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专制君主绝对需要凝聚力强、效率高的政府，这遂迫使他们长期以来抑制贵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无政府倾向。只要可能，他们就用非贵族出身的文职人员去充实政府机构，这倒是事实。此外，到了18世纪后半叶，上述需要再加上资本主义英国的势力在国际上的明显胜利，诱使大多数专制君主（不如说他们的顾问更加确切）企图推行经济、社会、行政管理和知识现代化的计划。那个时代的君主，一如我们这个时代的政府，采用了“开明”的口号。出于类似的原因，君主们还采纳“计划”，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某些采取“计划”的人，只是夸夸其谈而不见有实际行动。大多数人这样做的兴趣，并不是因为存在于“开明”（或者说“计划”）社会背后的一般理想，而是希望采纳最时新的方法，以增加他们的收入、财富和力量，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