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或晚近的过去所提供的大量资料和见解中，它一点一点地加以筛选，看重一些东西而忽视另一些东西；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它具备了一种既非全新也绝非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形态。

这些来自内部的拒斥可能很坚定，也可能是犹豫不决的；可能是持久的，也可能是短暂的。只有持久的拒斥对于心理学史正在逐渐探索的那些领域才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领域或许大如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诸如此类的探索的例子包括：阿尔贝托·特南蒂（Alberto Tenenti）对15 和16 世纪的生活与死亡的两项开拓性的研究，R. 莫齐（R. Mauzi）在《18 世纪法国的幸福观》（L’ Idée de bonheur en Franceau XVIII e siècle）的考察，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于1961 年写作的那部令人着迷的著作《古典时期的疯癫史》（L’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ge classique）。

这三个个案都是改变了自身传统的文明的例子——有时它们很少为人充分地了解。这种过程十分缓慢，以至于生逢其时的人们根本注意不到它。每一个时代，拒斥——和对某种抉择的偶然接受——往往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在此期间，禁止、阻碍和恢复的过程常常是艰难的、不尽如人意的，而且总是非常漫长的。这正是米歇尔·福柯以其特有的术语所说的“分割”（partager）——就是说，将其所摈弃的价值驱逐出知识边缘和内心生活。福柯写道：人们可以追溯界限（limites）的历史，也就是追溯令人费解的行为的历史，这些行为一旦得以实施必定会被人忘掉，借此，一种文明将它视为异己的某种东西清除出去。贯穿这一文明的历史，它围绕自身所挖掘的壕沟，它所赖以维持其孤立状态的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就像它的正面价值一样独特。因为它把它的价值作为它的历史的持续特征来接受和维持；但是在我们所选择讨论的范围内，它作出了基本的抉择——（我们所强调的）分割，这种抉择赋予这种文明正面的性质——也就是构成这种文明的基本实质。

这篇优美的文字值得密切关注。一种文明要获得其真实面貌，就得排除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中烦扰它的东西，尽管这个领域对我们可能已经变得陌生了。文明的历史是历时几个世纪之久的提炼集体性格的过程，它就像一个介于清楚的、自觉的目标和模糊的、未察觉的命运之间的个人一样举棋不定，进退维谷，它对目的和动机的影响常常为人所漠视。显然，这种基于回忆的心理学论文已受到心理分析发现的影响。

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研究了一种特殊的情形：理性与疯癫、理智健全者与神志不清者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中世纪并不为人所知，那时，疯子（le fol）和其他遭社会遗弃者一样，或多或少有些神秘地被人视为上帝的使者。然而，在17世纪，出于当时对社会秩序的酷好，精神错乱者第一次遭到残酷无情的监禁。这个时代将他们视为无家可归的穷人，像对待罪犯和屡教不改的游手好闲者那样，将他们逐出这个世界。后来，到了19 世纪，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较为公正一些，甚至还很不错，因为人们认识到他们是病人。尽管人们的态度有所改变，不过实质问题仍然存在。从古典时代直到今天，西方一直对疯癫保持一种疏离的态度，禁止疯癫的话语，清除疯癫病人。因此，透过表象人们可以发现，理性的胜利伴随着一场漫长的、无声的动荡；这场动荡几乎无人察觉、无人知晓，但它是与理性主义和古典科学的众所周知的胜利互为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