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文明都在不停地借鉴它们所邻近的文明，哪怕它们“重新解释”和同化了它们所接纳的东西。的确，每种文明乍看之下都更像一个铁路货场，在不断地接受和发送包罗万象的货物。

然而，一种文明也可能会顽固地拒绝接纳某种特定的外来物。马塞尔·莫斯曾注意到，每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都会拒绝或排斥某种东西。在每个时代，这种拒斥都是长期疑虑和试验的后果。在长期调节和缓慢传达的过程中，抉择总是至关重要的。

土耳其人1453 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现代一位土耳其历史学家声称，君士坦丁堡是它自己放弃的，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前该城便从内部被攻破了。尽管这个论点是夸大之词，但也绝非无稽之谈。事实上，东正教会（或拜占庭文明）宁可屈从于土耳其人，也不愿与它唯一可能的拯救者拉丁人联合。这并不是那种在事件的压力之下仓促作出的“决定”，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自然后果。事实上，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拜占庭的衰落，而这种衰落促使希腊人越来越不情愿地跨越神学争论的鸿沟，不可能与拉丁人结成密切的关系。希腊—拉丁联盟本来是可能结成的。1274 年，米海尔·帕莱奥洛加斯 皇帝在里昂会议上曾经赞同过这种联盟。1369 年，约翰五世（Jean V）皇帝在罗马承认了东正教的信仰。1439 年，佛罗伦萨联合会议再一次表明这种联合是可以达成的。最杰出的希腊神学家约翰·贝楚斯（Jean Beccos）、德米特里奥斯·里多内斯（Démétrios Lydonès）和约翰·贝萨里翁 ，也都凭借他们的反对者所不能匹敌的才能，撰文支持这种联盟。然而，在拉丁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希腊人还是宁愿选择后者。“因为正是出于对其独立性的妒忌，拜占庭教会才求助于它的敌人，拱手将帝国和基督教世界送给了他。”早在1385 年，君士坦丁堡最高级主教（牧首）曾致函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in Ⅵ）说，土耳其人提供给希腊教会“充分的行动自由”——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是从费尔南·格勒纳尔（FernandGrenard）那里借来这些说明解释的。格勒纳尔还进一步补充道：“君士坦丁堡为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 Ⅱ）所奴役，是主张分离主义的最高主教的胜利。”西方就其自身而论，也意识到东方教会厌恶它的程度。彼特拉克 写道：“这些分离主义者发自内心地恐惧和憎恨我们。”

缓慢形成的另一个拒斥的例子是意大利和伊比里亚半岛对新教改革的闭锁。法国则更加犹豫不决：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全国成为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仰之间的一个大战场。

时间上更近的一次拒斥的例子并非完全是政治性的（也不是毫无异议的），这就是长期以来工业化的西方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北美（包括加拿大在内）与马克思主义和各社会主义共和国极权统治之间的分野。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对后者断然说“不”：法国和意大利——甚至包括伊比里亚半岛——对此的答复则更加复杂、更加模糊。这极有可能便是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文明的拒斥。

根据同样的思路，我们也许可以补充说，如果西方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话，那么，它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做，会对共产主义加以改造，就像当前改造资本主义使其完全不同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一样。

·正如一个文明可以欢迎或排斥来自其他文明的成分一样，它也可以接纳或拒绝它自己历史的残存物。这一选择过程并不缓慢，而几乎总是无意识地或部分地进行。但多亏这样，一个文明通过“分割”出其固有过去的一部分，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