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对于社会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们重构并简化了社会过程，使这些过程得以被人道出来；对于既定事实，X对Z做了Y，这勾画出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其次，它们具有强烈的责任认定与归结含义，从而撒下了道德评判的种子：功劳是我的，过错是他的，他们对我们不仁。第二个特点使得故事在厘清事实后的评估中殊为重要，并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何要改变自己不光彩行为的故事情节。再次，故事属于近距离关系，因此在不同关系之间相差很大；美式足球赛输了，电视记者讲述的故事和球员之间的说辞大有不同。

不仅如此，故事还精简了因果关联。典型的故事只有少数几个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的脾性与行动引发了有限时空中的一切。行动者有时包括超自然的神灵与神秘力量——例如，这些力量在巫术中被用来解释不幸遭遇——但行动者的脾性与行动解释了既定事实。从而，故事不可避免地淡化或忽略了差错、意外后果、间接效应、增量效应、协同效应、反馈效应和环境效应在因果链中的角色（Tilly 1995, 1996）。它们符合讲故事的通行模式。事实上，九一一袭击刚发生时，大多数理由的给定都采取了故事形式。

与故事不同，准则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只要它们遵循现有的规则。（当我在美国海军服役时，我是一个听令于规则的主记长，经验丰富的三级军士长爱德华·麦克格罗蒂[Edward McGroarty]是带我的师傅。他常开玩笑说：“这没有理由：就这么规定的！”）宗教条规、法律条文以及高规格的荣誉评定充斥了理由，但这些理由描述的是发生的事情如何遵从于相应的准则，而非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相应的后果。法官、牧师与评奖委员会这种第三方，尤其注重依据准则来给定理由。

当我和路易丝·蒂利（Louise Tilly）打算复印一些重要而繁杂的19世纪米兰家户资料时，我们与米兰市档案馆馆长钱帕（Ciampan）会计师（Ragionier）提出的准则有过一段颇具启发性的遭遇。会计师一开始对我们不理不睬，坚持说只有市长才有资格授权外来人士使用这些资料。当我们四处求人，最终拿到了市长的授权信时，我问会计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照相。这个小个子男人大步流星地走到窗户旁，取出一本体积庞大的市政档案规章，翻到其中一段，宣称“档案馆以外的任何人不得对档案内容拍照”，然后将一只手放到这本厚书上，举起另一只手，宣布：“我必须依法办事。”我们最后不得不心有不甘地抄录下全部资料。

甚至连准则的受害者也常常接受它们的裁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维·帕特森（David Patterson，他将在第三章再次出现）在电子行业的萎缩中大伤元气。在80年代前几年的高峰期，他的公司将他从加州分公司的管理职位提拔至纽约都会区的部门领导。包括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内，他全家都搬迁至一处富庶的纽约郊区。这次搬家对两个孩子的成长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在80年代中叶的萧条期，公司关闭了他的部门，解雇了他，并给了他四个星期的遣散费。他无法找到另一份管理职位。尽管如此，对于自己的困境，他给了凯瑟琳·纽曼（KatherineNewman）一个准则式理由：“政策就是政策，程序就是程序。你必须按规定来。你要是在公司工作就知道了。这不会让你好受一些；这没有任何帮助，但你就要这样想。你必须接受它，……否则你无法在这种环境中立足。……就算卷土重来，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也不会对再次失利有任何惊讶或怨言。”（Newman 1988: 77）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曾咒骂过愚蠢的政策。但对于身在江湖的人来说，准则或多或少是绕不过去的，有的准则甚至具有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