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于思考的读者应该警惕一个容易上钩的错误假设：通俗的理由兜售的是劣质、无知、过度简化的准则和专业表述；从而，真正好谋善断的人从不需要惯例或故事。我们这些阅历较深的人容易犯下这种错误，因为我们经常要将自己的准则或专业表述转换为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语言。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做出了一个必要的区分：一个“万事通”所掌握的知识——例如相对论知识——与操心柴米油盐者的日常知识是不一样的。他倡导对基于街头认识论（street-level epistemology）的知识进行经济学解读：

知识的经济学理论是关于泛指的个人——甚至特指的人——为什么获知各种事情的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我们有时可以说，你知道一件事，我知道一件与之相反的事。我也许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谬并加以改正，尤其在听到你对反向知识的捍卫后。但不存在一个判定谁对谁错的万事通。我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如果想获得更多、更好的知识，必须在知识媒介或来源中进行甄选的是我们自己。街头认识论与何谓某一领域（例如物理学）的知识无关，而是[关于]你的知识，我的知识，普通人的知识。（Hardin 2002: 4）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用到实践知识。实践知识不仅来自个人体验，还来自于生活中的社会情境。实践知识既可能遵从适当性逻辑（程式），也可能采用可信的解释（因果表述）。不同的社会情境具有不同的适当性与可信性。

因此，给予者与接收者的不同组合为相同事件提供了不同类型的理由。以九一一袭击事件为例。我们已经看到目击者和亲历者给出了惯例（“这是战争”与“这是恐怖袭击”）与故事（“恐怖分子故意开飞机撞上大楼”），并在格里·加埃塔对撞击如何卡住了世贸中心防火门的解释中看到了专业表述的影子。在那之后，工程师和物理学家花费了大量时间模拟当时的情形，试图搞清楚两架飞机的撞击（后来发现，油箱着火是更关键的因素）何以压塌两座设计结构足以抵御剧烈冲撞的大楼；关于九一一的专业表述现在已不胜枚举（参阅Glanz 2004）。但持反美立场的神学家和国际律师同样做出了准则式分析，在他们看来，这场袭击是一场应得的报应。理由的类型与事件类型并无太多关联，而主要依对话类型而变化——谁对谁说话尤为重要。

当然，理由的给定也可能介于几种类型之间。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一种类型有时会转化为另一种类型。对于宗教团体来说，“这是神的旨意”介于惯例与故事之间，其解释力可大可小，取决于对话者对神介入俗世的信念。棒球迷的谈话在惯例、故事、准则与专业表述中疯狂转换，让其他体育项目的爱好者或不爱体育的人对它从缜密的因果推理向简单口号的跳跃困惑不已。职业人士和教师经常在专业表述与故事中转换，他们会察言观色，了解听者能否听得懂常用的专业解释。长期患病者和疑病症患者成为自己病患的专家，他们和医生的谈话也变为关于诊断、预后（prognosis）和治疗的半专业讨论。在修理汽车时，对机械术语一无所知的车主将冒着受骗或被无视的风险。

反过来，专业表述和准则的专业人士往往倾注大量心血，或将惯例和故事转换为他们自己的专业语言，或帮助别人进行这种转换。保罗·德鲁（Paul Drew）抄录了一段辩护律师、法官和被告之间的对话：

律师：在你敲门和门被打开之间有时间间隔吗？

被告：感觉像是三天三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