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人并不会自动接受专业权威。亨利·彼得罗斯基（Henry Petroski）以下面这段轶事展开他对工程事故的精彩分析：

1981年，堪萨斯城（Kansas City）的凯悦酒店（Hyatt Regency Hotel）发生天桥倒塌事故。这之后没多久，一位邻居问我这种事情为何发生。他感到困惑的是，工程师是否对他们所搭建的悬空天桥这种简单的结构缺乏透彻的了解？他还向我列举了塔科马海峡吊桥倒塌、美国航空公司DC-10型客机芝加哥坠毁事件以及其他重大事故，还提到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假想核电站事故，他坚信这些事故造成的辐射将超过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事件，好似整个事件一目了然：工程师缺乏足够的控制手段。

我告诉这位邻居，预测工程结构的坚固程度与反应并不总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明了；但我心里清楚，自己泛泛而谈的概论与闪烁其词的道歉，并没有改变他对任何事情的看法（Petroski 1992: 1）。

在1981年凯悦酒店天桥倒塌事故中，共有一百一十四人丧生。在九一一之前，它一直都是美国建筑物倒塌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场事故。在媒体、法院、学术期刊和日常谈话中，1981年的坍塌事件同时引发了故事、准则和专业表述，这三种理由给定方式又互相提供了素材。

失败的技能同样促成了医学中的理由给定。根据戴维·罗斯曼（David Rothman）的记载，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之间，美国的医生们失去了一项他们好不容易赢得的能力：对患者的病因和救治做出不受挑战的权威发言。他们无法像过去那样轻而易举地给出惯例或准则，并期待接收者照单全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距离感和权威性。误诊与误治的公之于众，代表受害者与幸存者利益的诉讼，保护患者利益的政治动员，以及立法者、保险公司、生物伦理学家与保健组织日益加深的介入，这些都将第三方引入医生与患者之间曾经是私人的（且多为单方向的）对话（Rothman 1991；另参阅Katz 2002）。

不管有没有第三方的介入，专业理由的给定者经常要在对重大事件的专业表述与浅显易懂的解释之间来回转换。例如，在专业领域坏消息的听者中，只有极少数人的工程、医学或财务知识足以理解专业人士之间传递同样信息所使用的语言。关于问诊过程，一本医学院学生使用的标准教科书给出了这样的指导：

在通报坏消息时，首先要推测患者希望听到什么。为了做到这一点，医生通常可以评论临床资料，探知患者对资料的理解与关注程度，和提及新消息的存在：

医生：菲尔绍（Virchow）先生，如您所知，我们在您的肠壁上发现了一个瘤，并做了活检。您对于检查结果有多少了解？

考虑下面三种可能的回答：

患者：嗯，是癌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