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观点有一个推论：既然大多数人都处于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大多数人的脑子里就暗含了复杂的惯例体系，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采用不同的惯例；“我该走了”可以得体地结束向你问路的陌生人的侃侃而谈，却不适用于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假设阿尔法（Alpha）将贝塔（Beta）放在图书馆桌子上的书撞落，然后说了下面几句话中的一句：

对不起，老兄。瞧我这笨手笨脚的。

真是抱歉。我没看见你的书。

呆瓜！我又把书撞掉了。

你把书放这儿干嘛？

我早就让你把书摆整齐一些。

上面每一种表述都暗指了一种阿尔法和贝塔之间的不同关系。

故事有别于惯例。它们依赖于（至少宣告了）一个共享信念的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准则一般要求将相关个人与标准化身份——例如，起诉人、辩护律师、法官、陪审员、被告和原告——以及这些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的匹配。专业表述假定听者对理由给定者的才干深信不疑。这也是为什么各行各业的专家乐此不疲地展示其权威标记：头衔、证书、白大褂、专业工具、气派的办公桌。

在一部关于疾病的精彩之作中（我们下面还将讨论这本书），阿纳托尔·布鲁瓦亚尔（Anatole Broyard）这样描述自己等待一位波士顿泌尿科医生（这位医生首先诊断出最终夺取他性命的前列腺癌）的过程：

在等待时，我先行对医生做了一番初步的信号审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开始对他的标记进行解读。各种证书并未让我惊奇，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令我感兴趣的是，房间的摆设充满了品位。古朴典雅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古色古香的桌椅，地板上摆放了一张格调大方的东方风情地毯。落地窗让波士顿全景一览无余，而这正是地位的象征，代表了医生所获得的尊敬。我脑海中浮现出医生在窗前远眺的画面（Broyard 1992: 35）。

令布鲁瓦亚尔大失所望的是，这间办公室并不属于这位泌尿科医生，后者领他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间办公室“是一种千篇一律的现代风格。没有古董，没有东方风情的地毯，我也没看见任何画像”（Broyard 1992: 35）。按照布鲁瓦亚尔的高标准，这个“冒牌货”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医生形象。但这个故事凸显了身份、身份标识以及给定可信专业表述的能力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