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您放心，这次访谈是保密的。

受访者：我知道，我知道。我可能闪烁其词了一下。这要看个人了。但我们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嗯……当然……不能一概而论……绝对不能，但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问题都和少数族裔有关。我先把门关上，以防有人到门厅来。（Moss and Tilly 2001: 120）

很显然，受访者唯恐给出错误的理由。但研究者同样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辨别受访者给出的理由是不是“真正的”理由？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一样，他们试图从受访者提供的以惯例为面目的证据中提取出专业表述，或至少与专业表述进行核对。但对我们来说，他们有一个重大发现：不同社会场合中的适当理由千差万别。

但莫斯和蒂利的发现不止于此。在任何类型的社会场合中，和双方关系匹配程度的重要性都高于一般性礼节。重要人物不仅在形成对理由给予者的总体印象；他们同时还在评估传递双方关系特征的信号。医生和病人、妻子和丈夫、火车上的陌生人、运动队队友、警察和市民、学生和老师，这些关系往往对应着截然不同的适当惯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不起，先生，我没看到信号”也许足以应付交警，却无法取悦你的配偶。在莫斯和蒂利的访谈中，负责招聘的主管们谨小慎微，尽力使理由相匹配于自己和学术研究者的关系。

双方之间的关系平等与否、亲密与否，其对应的适当理由大不相同。在下属面前，上司只需为伤害或威胁到下属的行动随便找一个理由；对淘气的小孩训斥的父母有时也会说“因为我说了算！”对于失败或失误，下属往往必须对上司给出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46】并辅以道歉——不管有多恳切、多真诚；“对不起，老板，我没有想清楚”展现了这种模式。一般说来，同辈或同级别的人给出的理由至少具有相互关切的表象，如“对不起，我没看见你在等我”。

在对医患关系的深入考察中，杰伊·卡茨（Jay Katz）医生描述了他和外科医生的一场对话，内容有关现有乳腺癌治疗方案的诸多不确定性。卡茨然后问外科医生，他会怎么对一个选择治疗方案的病人说。这位同事讲起了他在几天前和一位病人的对话：“对话刚开始时，他简要列举了一系列替代治疗方案。他指出，任何根治性手术的替代治疗方案都不值得认真考虑。相反，他很快就说服了病人进行根治性手术的必要性。”（Katz 2002: 166–67）卡茨提醒对方，他们刚讨论过不确定性；但外科医生坚持认为，根治性手术是最好的治疗方案。外科医生反问卡茨会怎么做。卡茨回答，自己会和病人详细讨论替代治疗方案，发现病人的优先选择，并通过坦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外科医生反驳道，病人缺乏必要的知识，他们很可能基于错误的理由来选择疗法，而这种选择将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简言之，他知道什么对病人最好。在这场对话中，对于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卡茨和他的外科医生朋友代表了相对不平等和相对平等这两种观点，并基于各自观点，就医生的适当理由给定发生争论。

但不管是平等还是不平等，对于理由的给定，关系在生疏到亲密之间的位置同样影响深远。生疏的关系只需要简单随意的理由，复杂缜密的理由反而显得费解、唐突或尴尬。反之，关系越亲密，一方越期待另一方给出详细的理由，理由的给予者越容易遇到为受质询的惯例提供故事、准则甚至专业表述的要求。比之于陪审团成员，恋人之间需要给出更复杂的理由，且这些理由必须与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互动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