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出与关系相匹配的理由，这个压力是如此之大，如此之普遍，以至于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但当错配出现时，理由和关系之间的匹配性就得以凸显。在一项有关人们如何协调人际信任的研究中，社会学家琳达·韦伯（Linda Weber）和阿莉森·卡特（Allison Carter）访谈了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五十多岁的十九名女子和二十名男子，了解他们最近的感情状况。一位年轻女子谢利（Shelley）讲述了自己和男朋友的故事：

整个过程就是……一切就好像……我们彼此吸引，因为有太多的共同点了，就好像……好像……天哪，遇上这样的人真是很奇异。而他忽然彻底不再给我打电话，我觉得自己该得到一个解释。大概三个星期以后，他终于给我打了电话，而我必须步步逼问才得到解释。他向我做出了解释；这其实都没问题，但我的心已经冷了。他原来交往过的一个女人回到了他的身边，并对他下了最后通牒。……我们谈了很久。他知道我的想法。他说，嗯，你知道吗？我说，什么？他说，我本来想选你的。我说，你错了。你没得选择。我说，第一天你没回我的电话，你就没得选择了。他说，但你一直在给我打电话呀。你没有选择了，我说，我想要一个解释，你该给我一个解释。（Weber and Carter 2003: 53）

谢利拒绝了变心男友给出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是假的。她拒绝男友的理由，因为这些理由将他们的关系界定为一种他有给予或收回自己的关怀的选项，而她却没有。

这引出第三条定律：正如谢利与其前男友的关系所呈现的，理由的给定将对随后的互动造成影响。影响可以微不足道（片刻的不快），也可能非同小可（终生记恨或分离）。理由的给定之所以有影响，既是因为它对关系做出了界定，也是由于它对一方对另一方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辩解。理由、关系和行为三者是紧密联系的。

急诊室工作人员如何使用理由

在许多组织中，理由给定对于优劣的分配举足轻重。1970年前后，朱利叶斯·罗思（Julius Roth）和他的研究团队对美国东北部和西海岸六家医院的急诊室进行了观察。他们试图了解，急诊室工作人员对病人道德品行的判断如何影响到这些病人所接受的治疗。他们发现，归类现象（categorizing）随处可见——例如，对被认为是酒鬼和流浪汉的不同治疗措施。如果曾经是医院的病人，受到及时、有效关注的机会将大大提高。

罗思与合作者还发现，医务人员在属于和不属于他们的职责间——患者的合理要求与不合理要求间——划分了严格的界限。“当患者给人印象不佳，又提出不合理要求时，”罗思指出，“对患者的负面评价就达到了顶点。从而，一个在不合适的时间看小病的人，如果他是福利救助的对象，而不是‘体面的公民’（respectable citizen），他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斥责。”（Roth 1972: 849）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医务人员与患者仍然会对相互关系的适当定义进行委婉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