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苏联仍然无法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是许多媒体的尺度之宽，已是“斯大林时代”的过来人所无法想象的。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是经济自由化，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扩大，而是既抽象又缥缈的道德问题。读者纷纷给报纸杂志写信，宣称他们再也受不了周遭社会“良心上的断裂”。安东诺夫（Mikhai Antonov）就是在这一年发表了他著名的《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在这篇文章里，他把道德问题说成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人民需要被拯救——不是自外在的危险中，而是从自身，从那些去道德化的恶果，从那些杀死人类高贵情操的过程之中挽救出来。”

类似的危机感，近几年也出现在我们的国家了，几乎每一份杂志、每一个网站论坛上，都有很多人在热闹地讨论中国的道德沦陷问题；触发点，当然是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那起“小悦悦事件”。王悦在成为大家口中的“小悦悦”之前，也曾经是一个有姓有名的鲜活生命。10月13日那天傍晚，她孤身一人晃到马路中间，被一辆面包车迎面撞倒。司机知道出了事，所以顿了一下，然后开足马力继续碾过。接下来的7分钟里，不仅18个路人经过现场，还有另一辆小货车再次碾过王悦的身躯。直到拾荒的陈贤妹出现为止，没有任何一人理会卧在血泊中的小女孩。

在我看来，最叫人心寒的不是那些过客见死不顾，也不是路边商贩劝阻陈贤妹救人（“别惹麻烦”，他们说），甚至不是视人身如粪土和“怕惹麻烦”的司机，而是之后某些人的反应。那时有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恶搞汉致电电台，“表明心迹”说：“宁愿轧死她，好过将来背一辈子的麻烦。”我们还未知道真相，自然破口大骂，一位内地友人也在斥责这人：“这么讲实在太不对了，他可以这么想，但怎能公开说出来呢？”我闻听此言吓了一跳，几乎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认识过这位朋友。

很快，有人开始在网络上质疑救人的陈贤妹“是不是想炒作自己”。同样，这种想法也是我非常陌生，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冷静下来，我便发现它和我那位友人的话其实都是能理解的，甚至还颇为熟悉。不过，那种道德只宜宣之于口、实践中还是趋利避祸的思路难道不普遍吗？从政府到学校，“讲道德”已经讲了这么多年，难道你不感觉这只是一种用来应付场面、应付考试的官样文章？另外，如果真有人认真起来，把大家都拿来说的事情付诸实行，违逆潮流，一士谔谔，这难道不是“标新立异”？难道不是“自我炒作”？

叫我困惑的是，一些官员却又呼吁大家别再冷漠下去。且让我们想想，什么样的人会见义勇为、会不怕惹麻烦地帮助陌生人？他大概是一个对他人有一定信任和同情、对理念有一定看法和坚持的人。如果他看到王悦倒在路上，会跑过去扶她起来，那么，他大概也会为了一个无故被城管殴打的小贩出头；说不定还会更进一步关心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比方说公平与正义。政府官员应该仔细想想，你们真的希望我们都是这种人吗？

我们也应该好好回顾，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凸显的那种“公民觉醒”以来，中国是怎样一步步退回到今天这个个体原子化的地步的。社会互助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出现后退，“公民社会”这四个字再度敏感，“志愿者”成了政府动员你才志愿、政府不动员你站着别动的“群众”。谁能告诉我，在佛山那18名路人的过度冷漠，与我们所关注和期待的“过度热心”之间，那条线应该怎么划？我该热血到什么地步，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危险？又该冷漠到什么地步，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

有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形容他们当年面对的政体是一种“不道德的政治”，理由是人民的冷漠、互不关怀和良心的虚无，恰恰乃政权所需；他们不是怕你没良知，只怕你太热心。然而吊诡的是，你又不可能长久而稳定地管治一群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一个彻底原子化的社会，注定是要瓦解的。所以1987年那一年，苏联媒体上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我们不可能再这样子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