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工会工作之后，在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看过关于中国、关于毛泽东和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几篇文章，《工人日报》还连载了萧军《八月的乡村》，好像是连环画，或者其中有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其中文书名《西行漫记》无疑更为知名）在美国影响很大。卡尔逊上校写的《中国的双星》是他对中国各个战场考察的实录，在美国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卡尔逊上校对八路军非常称赞，美国参战后，他模仿八路军建立了一支突袭队，袭击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他在训练和作战中吸收运用八路军的战术，特别是思想工作方法，让士兵明白为什么而战。这支部队战术灵活，士兵勇敢顽强，战斗力非常强，卡尔逊也因此成为太平洋海战中的传奇英雄，这个突击营的英雄行为，还被拍成电影留传后世，现在还有这支部队。我也看过史沫特莱的一些著作。这些作品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基本上限于“有所知道”的层面，印象不是很深刻。当时有个感觉，认为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和苏联的革命很不一样。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都是一头钻在美国的政治里，关注美国国内的问题，对中国不大关心。当时胡适大使、宋美龄、国民政府在美国的宣传、演讲等，也没有太注意。当然我知道中国在抗日，认为那是好的。我参加了反对把废铁卖给日本的运动。记得美国西海岸的码头工人（他们的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拒绝给运往日本的物资装船，旧金山唐人街的孩子们排队游行，唱着歌，表示感谢。这是我从新闻纪录片看到的。当时没有电视，了解新闻主要通过看报纸，还有就是电影，放故事片之前会放映新闻纪录片，其中就有中国。记得看过溥仪当傀儡皇帝的片子，也看到过蒋介石。很奇怪，蒋介石的形象好像是没有形象，他的脸没有什么特征，记不住，只有一个光头的印象，难怪史迪威叫他“花生米”。后来到斯坦福受训，课程里有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我都兴趣很大，这才开始了解中国。

1936年6月，刘良模在上海教唱救亡歌曲。

我第一次对中国产生感情和兴趣，是由《义勇军进行曲》引起的。我那时刚入伍，有一天忽然在广播里听到中国歌曲，是由刘良模指挥的纽约市华人洗衣所合唱团（New York City Chinese Laundrymen’s Chorus）的演唱。我的感受可以用“震撼”来表达，就像被人猛击了一下。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我深受感动。他们的演唱用中英双语，先唱中文后唱英文。我完全不懂中文，但觉得它是那么美，那么令人激动，直让我热血沸腾。我找来了这张唱片，反复听，感动和受到激励的情绪经久不散。唱片里面还有《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太阳出来一片红》，以及现在已经听不到的《锄头歌》：

手把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

五千年古国要出头，锄头底下有自由。

天生孙公做救星，唤醒锄头来革命。

革命成功靠锄头，锄头锄头要奋斗！

很幸运，后来我到上海去见宋庆龄，在她那儿，不但认识了刘良模，而且见到了这首歌的作曲者陶行知。

这些歌我到现在都会唱！正是这些陌生而美妙动听的音乐，让我对这个本来和我毫无关系的国家产生了最初的心动，种下了热爱这个国家的幼嫩的根苗。我想，到斯坦福之后，我之所以放弃日语改修中文，除了理性的选择之外，潜意识中，以上提到的这些有关中国的书籍文章，尤其是华人合唱团演唱的这些歌曲，一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后来一直想，如果人生是一条河，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这条河就进入了一个急拐弯，拐向一个我未知的地方——中国，而本来打算一生奉献的事业——为美国普通民众争取平等和自由，则从此告别。等我再回美国，不但青春不再，连中年也已经过尽。站在九十多岁的下游，回望二十一岁的自己，感慨万千。经过千回百转，风雨淘洗，这两个自己，似乎很难说是同一个人，但我分明觉得，他们最核心的部分并没有变化，他们确实还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