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昆明两个月之后，我就接到了退伍的命令，我的服役期已满。那时我已经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头，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国华曾告诉我，毛主席正在学英文，他没有好的英文老师，建议我到延安去教毛主席学英语。昆明地下党中有些人在延安呆过，向我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如男女平等、幼儿园、周末舞会，等等，我很向往这片新天地。而且我想，我所尊敬的一些美国作家，像斯诺、卡尔逊上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他们都到过陕北，与中共领袖有过亲密接触，看来去延安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不愿意离开。我找到负责本部门工作的上校，对他说：很多人都急着走，而我愿意留下来继续服务，我的中文技能看来也派得上用场。他回答：嗨，命令就是命令。我不甘心。那天晚上路过司令部，见还亮着灯，就闯了进去，向司令官亨利·欧雷德将军（General Henry Aurand）介绍了自己，表示愿意在中国再服务一段时间。他说：你把命令撕了，而且任何别的命令都不用理会，除了把你调到上海陆军总部的命令。真棒！

欧雷德将军是个很不错的人。我到昆明不久，杜聿明的第五军和龙云的部队打起来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开打。欧雷德将军的儿子是他的副官，小欧雷德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两条：第一，我们认为，美孚石油公司的利益不值得一滴美国军人的血；第二，你们开车出去，如果有人抢你们的车，不管是哪一边的，你一句话不要说，乖乖把车交给他，人回来就行。小欧雷德后来成了美国在越南的陆军最高指挥官，也升为将军。

为什么又会牵连美孚石油公司呢？许多美国人认为打仗是为了大资本家的利益（美孚公司是其代表），而他们不值得军人的牺牲。我当兵第一天，刚开始基本训练，带我们的上士就说：我们努力想做到两条，第一，战争是安全的，第二，战争是赚钱的，可惜我们只做到了第二条。他是讽刺。

再说我自己。跟欧雷德将军谈话不久，我就被调到了上海陆军总部，还是做赔偿损失的工作。但上海负责这项事务的上校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开明，同情受害者，赔偿尽量合理。工作是一样的，因为有个好官，气氛就不一样了。我原来的同事都退伍回美国了，上海的赔偿工作，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上士，他是个摩门教徒，为人很好，很同情人，后来我们回到美国还有联系。要说美军的军纪，则跟昆明没有什么不同，很差，或者说根本没有军纪。举一个例子，我住的大房间，有四十套上下铺，住八十个人，每天晚上，除了我这张床就我一个人睡，其他人都带妓女回来住宿，很不像话。军官不但不管，反而喜欢他们这样，这些兵喝酒，玩女人，胡闹，就不会苦恼，减少生病，也好管理。军队免费提供避孕设施，还经常放电影、讲课，以防他们染上性病。由于战乱和饥荒，上海到处是妓女。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不把中国人当人，美国大兵有一个专门的词称呼中国人，叫slopy,它的原意是倾斜，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词，总之是贬称。

到上海，我发现有两个情况与昆明不同。一是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死尸，行人都绕着走，没人管。有一次我问警察，为什么人们都不管这事，他说，谁要是动了，就得负责埋葬，这年头生活这么难，谁愿意多管闲事呢。另一件事是上海的富人很厉害，或许昆明也一样，但我没有见过。我亲眼看到这么一件事：有一个衣着考究的富人，招呼一个相当年老的人力车夫拉他，车夫解释，他已经很累了，要回家休息，他二话不说，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老头痛得在地上打滚，同样没有人管。另外，昆明妓女、吉普车女郎也很多，但上海更让我震惊，一个外国兵在南京路上行走，几乎走不过去，一路都是拉客妓女和男的皮条客。